人性异化史，现代“风月鉴”

       ——简评长篇小说《怪病》

长篇小说《怪病》出版之后，我认真地读过两遍，第一遍作为读者，第二遍为了评议。对于同一部书，读第二遍时感觉会稍有不同，也许可以说更深入一点，该书首发式上我点评了几点概念性的意见，现在我把一些看法写出来，不尽准确全面，以求与作者及更多的读者交流。

（本评论作者龚光美，省级作家，曾出版长篇小说《沧海之恋》、散文集《古桃园》等多部。在《今古传奇》刊物发表长篇小说《美人借我金错刀》等小说多部）。

      《怪病》的文学价值

可以说，翻开第一页，我就被小说的语言和故事所吸引。小说可读性很强，案中有案，“病”中有“病”，加之一开篇就设置了许多伏笔，悬念频生，不断促使读者怀着浓厚的兴趣，追踪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其中人物的命运，这是很多文学作者长年追求而难以达到的效果。

《怪病》所写，皆为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是这个时代确曾发生的事件。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本土作家的题材多为历史类、民族类的事件、人物，直接撷取现实题材还不够多。从个体而言，创作自由，写什么都自主，喜欢什么，熟悉什么，就写什么，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地域而言，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一种缺失。因为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作为作家，现实题材本应是最熟悉的，从故事到情节，从时代环境到人物形象，便于作者观察体验，也容易写得生动，而且能及时反映现实。作者充分发挥了这个优势。从他的《风雨江坪河》到《怪病》，都是近十年内的事件，加上他本人有从事新闻、广播业务的经历和在文学手法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使他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抓住社会的热点，洞察人物的心理特征，运用人物的生活语言。在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同时，适度迎合读者的时尚思维和阅读趣味，从而在小说的可读性方面获得较大的成功。

《怪病》的创作，还得益于作者本人乡镇基层生活的实际体验。特别突出的是人物形象和生活化语言的锤炼和运用。人物形象鲜明，符合其社会角色，而且各有特点，从外貌，形象到内心活动，把握十分准确。作者没有把人物形象脸谱化，也没有把坏人写得天生的坏，更没有妖魔化，即使对赵文芝这样丧心病狂的杀人犯，也没有刻意丑化。而是将其犯罪动机寓于日常生活中，写出其从一个正常人到一个杀人犯的内心演变行为渐进的过程。使人物形象非常人性化、生活化。从而增强其人物的典型性和真实性。

在叙事手法上，《怪病》既有万人空巷、千头万绪的大场面，也有精雕细刻的生活细节。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有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破案过程，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忽略什么，都由作者剪裁取舍的笔力来实现。根据出版以后一些读者的反映，本书情节发展的自然、紧凑，人物、语言朴实、生动。

作者以第一人称叙事，用其替身“云作家”在“画外”连缀和表述，起到了一线穿珠的作用，成功提升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所以说，在艺术上是比较成功的。

《怪病》在追求可读性的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文学通俗化的手段，没有走入所谓“纯文学”的巢臼，而是尽量使之更通俗化。小说作者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明清以来小说的世俗化倾向。一是以小人物为主要角色，二是以市井生活为背景，三是不排斥，不回避性爱的描写，而且有较大的突破。这是历史世俗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写作实践，无疑都围绕着可读性在作努力，事实证明效果不错。

《怪病》一书中人物对世俗物质文明的追求和享受的描写。很多场景都是以小镇上的餐馆、娱乐场所为背景。小说主人公在这些地方吃喝嫖赌，为所欲为，对话语言十分生活化，可以用粗话流水来形容，该粗鄙时粗鄙，该放肆时放肆，无拘无束，很多形象描述，人物语言不乏诙谐、幽默。例如田嫦娟在男人和情妇“种天麻”（通奸）现场的一段痛骂，就非常符合当时的场景和人物身份，生活气息很浓，令人忍俊不禁。

部分读者对这部长篇小说的看法中，曾就此有过一些不同看法和批评。我以为，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非正面形象的塑造和生活化语言的运用，都是必要的，只要符合人物身份和具体场景都是允许的。我个人以为雅俗共赏，不影响小说的文学性。

《怪病》的世俗化，还表现在有关因果报应的理念上，除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害人终害己、杀人必偿命的理念方面，还表现在某小说人物透露的《朱子治家格言》中“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愿而用暗箭、祸延子孙”的信条上。如赵文芝在被捕监押后，其妻田嫦娟同年轻的讨债人之间的性关系，就是这种因果报应的警示之笔。

《红楼梦》第十二回，说到纨绔子弟贾瑞缺少自知之明，见色起意，垂涎于王熙凤的美艳，结果走火入魔，被凤姐几番捉弄，得了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色痨病、单相思。有个道士为了救他，给他一面镜子，使他反照自己死后形象——一具可怕的骷髅，意在警戒他悬崖勒马、改邪归正，谁知他顽劣成性，不知悔悟，坚持正照风月鉴，结果被凤姐的幻象扯进深渊，不能自拔，一命呜呼。

我说这个例子所为何来？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