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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在蜀中已经对《摄大乘论》下过功夫，到长安后，追随二位高僧询问采择，汲取他们的独到之处又有发扬。
二位法师见其年少有为、悟性绝世，皆赞叹不已，夸道：“汝可谓释门千里之驹。” 期冀玄奘重振佛法，却也悔恨自己年迈力弱，自知难见其功，唯有殷殷期许。
此时的玄奘年方24岁，不仅长得仪表堂堂，清矍超凡，更是精通经、律、论三藏十二部经典，年纪轻轻便成为三藏法师。一时声誉鹊起，为有名之高僧。
盛名之下，玄奘常怀忧思、未敢自满。
大唐初定，天下粗安，文化建设尚未提上日程。思想上，佛道之争非常激烈。
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表请求斥佛，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佛教界人士法琳则多方辩护，著《辩正论》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愈演愈烈。
佛教内部也是纷争不断，各家争说，不能达成一致。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中土译经，多经辗转，错讹百出，极大地影响了经义的研读。各门各派讨论虽相当激烈，但认识分歧极大。
早期佛教的弘法主体是西域以及天竺僧人。据统计，汉代东来译经僧人十人，其中，来自天竺的仅仅四人，六人来自西域；三国魏、吴两国共有外国译经僧人十人，来自西域的七人，仅有三人来自天竺；西晋时外来译经僧五人，来自天竺的仅有一人。
早期佛教之传入，是经由西域进行的，而且是以西域僧人为骨干的，因而许多佛教经典并非直接从梵语译出，而是由古代中亚地区的所谓“胡语”转折译出的。这样的一再转译，再加之译人的不谙汉文，使得译出的经典难于满足中土弘传佛法的现实需要。
玄奘出家后西行前的十余年间，于国内学习主要有三大重点：
一是《大般涅槃经》，阐述“佛性真常”及“阐提有性”思想的经典；
二是以《摄大乘论》为代表的建构唯识思想体系的论典；
三是小乘佛教的经典。第一类重点放在真如佛性，探索成佛的必然性；第二类重点放在心识差别，讨论“惑业”与“果报”的关联性。
玄奘所接触的部派论典，以“有部”、“经部”为主。
这些部派，彼此间在诸如“三世有”与“现在有”等等众多问题上，观点常是南辕北辙；它们更与大乘法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见解差异。
名家先辈，又各执一词，舍本逐末，捡花弃果，南北学派，争是论非，莫衷一是。
在研读佛经的过程中，玄奘广泛接触各门各派理论，深感其中疑难问题甚多。各经“隐显有异，莫知适从”，所拜的老师所持的观点也各不相同。
他精心研读《摄大乘论》和《瑜伽师地论》及毗昙诸学，总感觉四谛的解释不能圆满。诸多核心义理阐释难圆、首尾相悖，他心知症结根源在于译本失真、传习偏误、师承各异。每念及此，无不怅然。
面对纷争，玄奘想起法显、智严等先辈，他们都是一时之英杰，西去求法。大丈夫理当继续他们的事业，立誓游西方，到佛经的原产地去，求取《十七地论》，解决心中的疑惑。
这《十七地论》就是后来的《瑜伽师地论》。
玄奘于是发愿到佛教发源地广求异本，以解心中之惑，以释众人之疑。
恰逢中印度僧人颇蜜多罗游历长安，向玄奘细说西天盛况，言及中天竺那烂陀寺，乃当世天下佛学宗府，寺中戒贤法师佛学素养深厚，毕生精研《瑜伽师地论》，讲学弘法，独步西域，可为世间第一良师。
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拉共村与旧王舍村之间，是当时佛学的中心。
听闻此言，玄奘西行之志愈发坚定，积极地做着准备，寻找时机踏上西行的道路。
奈何天不遂人愿，彼时大唐初立，时局维艰，西行之路，层层阻隔、步步凶险。
就在玄奘成为三藏法师的这年，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伏兵长安太极宫北面玄武门，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及其诸子，唐高祖李渊被迫传皇位于世民。次年改元贞观。
世民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李世民登基做皇帝，年二十九。
新帝初临大宝，朝野未稳、百务待理，更有边疆巨患迫在眉睫。
6世纪中叶，游牧于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兴起，522年灭柔然汗国。建立突厥汗国。
583年，突厥汗国以金山（今阿尔泰山）为界，分裂为东突厥、西突厥两大势力。
东突厥控弦百万、威震漠北，对中原地区构成极大威胁。
东突厥在隋末唐初强大起来，“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势力范围大体上“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今天阿尔泰山到大兴安岭的整个蒙古高原及贝加尔地区都处于东突厥控制之下。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九月，东突厥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围炀帝于雁门（山西代县）三十三天乃解去。
此后，东突厥乘隋崩溃之机，不断进犯北部边境，掠夺汉族人民。当时称雄一时的梁师都、刘武周、李轨、薛举、高开道等，慑于突厥兵威，“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
唐高祖起兵之时，也曾派刘文静北使突厥交好。武德二年，突厥颉利可汗立。此时，唐王朝已接近完成统一，突厥可汗却日益加紧对唐的干涉，史称颉利可汗“兵马强盛，有平陵中夏之志。”
武德五年（622年），颉利可汗围攻并州，掳掠男女五千人而去。武德七年八月，更自原州（今宁夏固原）大举南侵，万余骑兵直达豳州（今陕西彬县），离长安不到二百里。唐高祖几乎焚弃长安迁都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州）。幸而李世民坚决反对，率兵抵御，突厥旋即退兵。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唐太宗李世民刚取得帝位，颉利可汗乘唐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又率十余万骑直抵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唐太宗亲自指挥大军布阵阻击，旌旗铁甲遮蔽原野，“军容甚盛”，颉利可汗悬军深入，不敢冒险决战，请和，唐太宗厚增金币，颉利可汗引兵退去。
西突厥称霸西域，射匮可汗时广开疆土，极盛时控制了东起敦煌，西尽里海的广袤土地。西域地区伊吾、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都处于西突厥的控制之下，阻断大唐与西域通路。
东西突厥对峙拉锯，西域道途封禁，关卡森严，大唐严锁边境，禁止国人私出塞外。
一边是高僧弘法、求真心切的西行宏愿，一边是国门紧锁、兵戈四起的乱世困局。玄奘胸怀千秋正法之志，却身陷时局之困，前路茫茫、险阻重重。
究竟玄奘能否静待良机、冲破封禁，踏万里流沙西行求法？且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