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以前，我是一名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南村的徐庄。

南村就坐落在大溪河的边上。大溪河是南村的妈妈河，可以一直通往千艘万舸的大运河。上世纪八十年**始，年轻的南村人就成群结伴地在运河里往来跑船了，胆子大的还跑长江、黄浦江呢。

我的爸爸妈妈原来就是在长江里跑黄沙运输的，后来出了一次事故，胆子变小了，就到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丹城航运公司做了合同工，用奶奶的话说，就是替别人家站船头的。奶奶曾多次要求他们辞职，甚至有一次还拿我做过威胁，说是再不从航运公司出来，就不给带小云了。但爸爸很固执，说是航运公司的某个领导说了，合同工只要在航运公司做满多少年，就可以转正式工，不仅户口也能跟着转到丹城，公司还给分一套房子呢。奶奶不信这样的好事，可是爸爸却对那梦幻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现实是，当时爸爸妈妈俩人每月领着五十元不到的工资，根本就无法养活我和弟弟，所以打从我记事开始，弟弟跟着爸爸妈妈在丹城生活，而我只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徐庄。

徐庄虽然在南村是一个大庄，但是整座庄子都没有一所像样的小学，只有打谷场上三间晴天漏风雨天漏水的草房子，从前是用来堆放稻草的，后来不知怎么的，就成了徐庄的小学校，东面一间做了幼儿园，中间一间做了一年级教室，西面一间做了二年级的教室。

徐庄的小学校坐北朝南，没有操场，没有围墙，也没有校长，只有粉笔和黑板，还有两个教书先生。一个就是徐二奶奶，徐二奶奶从前是地主家的女儿，上过几年私塾，识得几个字和简单的数学，教幼儿园的小朋友绰绰有余了。另一个就是徐二奶奶的孙女儿大琴，大琴虽然只是一名高考落榜生，但在识三教俩的徐庄，已经算是很有学问的先生了，在徐庄，凡事有文化的人，都叫先生，不叫老师的。大琴先生不仅有文化，还能教孩子们在打谷场上唱歌跳舞做游戏，是个全能先生，连村长都要尊敬地叫她一声先生呢。徐庄的孩子们到了该上学的年纪，都会扛着桌子板凳，到小学校去读书认字，读完幼儿园，再读一年级和二年级，读完二年级，就转到南村小学继续读三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

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徐庄的人总是拿我取笑，说我妈妈有了弟弟，就不要我了，要不怎么过年也不回家来？也不给我报名念书？我又生气又着急，哭着跑回家找奶奶去了。奶奶一边干活一边哄我，那是别人在逗我玩呢，天下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理儿？爸爸妈妈不能常回家，那是因为在给东家办事呢，什么都得东家说了算，东家说不让回家就不能回家。至于上学念书的事情嘛，我的年纪还小，再等等，再等等。

我听了奶奶的话，虽然不再哭闹了，但心里还是感到有一些忧伤和难过。好在徐庄的小学校离奶奶家很近，站在院子里我就能听见草房子下的那口老钟发出悠远而绵长的响声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有时候，我也会悄悄地贴在小学校的窗墙根下听大琴先生讲课，饿了回家自个儿找吃的。

偶尔，我也会被早起下田的爷爷奶奶不小心反锁在家里，那样的话，我就只能极其无聊地把眼睛贴在门缝上，一言不语地窥视着外面的世界了。细细的门缝只有奶奶编织的草绳那么粗，我却能看见，太阳在门缝里慢慢地大起来，再大起来。草绿了，麦子黄了，镰刀像白色的小蛇一样在日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人们开始种早稻了。草黄了，叶子往下掉了，太阳渐渐下沉了。又是黄昏时节，袅袅炊烟鸟儿一样随着日头去了，那么轻松、那么自由地去了。薄冥的夜色降临了，徐庄的小学校要放学了，当当当，当当当，骤响的钟声总要惊起一阵慌乱的鸟啼，啾啾啾，啾啾啾，那是躲在鸟巢里的小雏燕们的惊语声。

我都长到春天里的油菜花那么高了，徐庄的人都说，再耽误下去就不能上学了，可奶奶还在说，再等等，再等等。

直到九岁那年，夏天刚过去，阳光正幸福地洒在徐庄的土地上，叮铃铃，叮铃铃，扬着蒲公英的土坝路上，流着黄浓鼻涕的孩子们看到骑着脚踏车的乡镇邮递员，好像一群脱缰的野马，追着车轮印子，扯着喉咙叫嚷着、奔跑着。

那一天，奶奶竟然也接到了我的爸爸妈妈发来的汇款单，还有一封家书！爷爷奶奶不识字，便赶紧拿着汇款单和家书去找大琴先生了。从大琴先生家回来，奶奶就笑眯眯地告诉我，秋后我也可以去徐庄的小学校读书了！而且大琴先生说了，因为跟我同龄的孩子都要去南村小学读三年级了，所以特许我可以跳过幼儿园，直接读一年级。

我激动地眼泪都流下来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连走路都是颠颠儿地蹦着走：“哦哦哦，我可以上学啰！我可以上学啰！”

我的头发早已成了虱子窝了，从前奶奶都是用篦子篦、用手捉、用牙齿咬的，开学的前一天，奶奶特意用农药兑水给我洗了头发，说是可以将满头的虱子全杀光光，长大后才知道用农药洗头会中毒的，但是很神奇，当年的我居然能安然无恙，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爸爸妈妈汇来的钱，交了学费之后，剩下的都被奶奶买了化肥和农药，我还没有书包和上学的新衣裳呢。于是，奶奶就用家里的碎布条给我亲手缝制了一个书包，斜跨在肩上，就像披了一面五彩缤纷的彩旗，和男学生们的军用帆布书包简直没法比，和女学生们荷叶花边的洋布书包相比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甚至开学的那一天，我都是穿着小姑姑的旧裤子去的，肥肥大大的，走一步就要用手往上提一提，特别难看。但奶奶说了，从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赤脚穿草鞋啃树皮，后来不也一样打鬼子，赢了天下？我想奶奶说得好像也有道理，便不觉得难为情了。

大琴先生因为要教两个班级，所以往往一年级学生上课时，二年级学生就写作业，下一节课再反过来。我喜欢大琴先生，大琴先生似乎也同样喜欢我，还说我的眼睛里有星星。每次上课的时候，大琴先生总喜欢用无比温柔的声音对我说：“小云，这个问题你来回答吧。”“小云，这篇课文你来朗读吧。”“小云，这道题你来解吧。”

我的同桌梅梅却不喜欢我。她是王大伯伯家的，王大伯伯是南村里最早跑船的，就在长江里跑黄沙运输，南村里的年轻人都特佩服他。梅梅不愿意和我同桌，是因为她总是害怕我头上的虱子会爬到自己头上，尽管我给她说了很多很多遍，我奶奶用农药给我洗过头了，我奶奶用农药给我洗过头了，但她就是不听，还说我的头发那么枯黄，全是因为把雪花膏当头油抹头发上了。天啊，我还从来没有过雪花膏呢，那么香喷喷的东西，奶奶才不舍得买呢。

下课的钟声一敲响，打谷场就会立即沸腾起来，面对着眼前一望无垠的稻田，我们像会叫的鸟儿、会跳的马儿一样，唱啊跑啊，好不快活。冬天里，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取暖的设备，课间短短的十分钟，男学生们就会紧靠在朝南的墙根里，排排队站好，然后脸红脖子粗地从两头往中间挤，直至气喘吁吁、浑身发热。有时候，也在暖暖的太阳里斗鸡滚铁环打群仗来取暖。而女学生们总喜欢热热闹闹地围坐在教室里头，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儿，一边或娴熟或笨拙地尝试各种花式编织，有给自己编织围脖的，也有给弟弟妹妹编织手套的。我也很想学点编织，奶奶的手都裂开了，冬天实在需要一副暖暖的手套呢，可惜我没有毛线，也没有棒针。

但是我有大龙。大龙是我二舅爷的孙子，二舅爷就是我奶奶的哥哥，按辈分讲，大龙就是我弟弟。大龙的爸爸妈妈常年在外跑船，大龙从小就和二舅爷一起生活，每天晚饭后，二舅爷就会带着大龙来奶奶这儿串门，还常和奶奶开玩笑，等将来我和大龙长大了，就再做亲上加亲的亲家，这样两家人就世世代代都不会走散了。

大龙不仅是我弟弟，还是我的同学，就坐在我的前排。二舅爷养了很多鸭，可能是鸭蛋吃得太多了，大龙不喜欢吃字，但却是逮蜜蜂的好手。

春天里，大龙把藏着油菜花的麦秸秆偷偷地插在草房子的屋檐下，等小蜜蜂远远地闻到秸秆里的花香，情不自禁地飞进去的那一瞬间，再迅捷地用大把大把的油菜花把秸秆的出口堵住。傍晚放学的时候，大龙抽开绿莹莹的茎杆，被关了几乎一整天的小蜜蜂立即嗡嗡嗡地逃走了，留下满满一秸秆香甜的蜂蜜，这可是我们女学生们最美味的小零食呢。我总是很慷慨地把大龙塞给我的藏着蜂蜜的秸秆掰成一节一节分发给女学生们，有时候，还能换得一些她们冬天用剩的毛线和棒针，甚至有一回，梅梅竟然把自己刚刚编织好的红围巾当作礼物送给了我。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本来这个暑假过完，我就可以读徐庄小学校的二年级了，但是奶奶却忽然告诉我，我要转学了，去丹城，明天就走。

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开故乡和奶奶，还有大琴先生、大龙、梅梅和徐庄的小学校，我就感到一阵莫名的伤感和难过，坐在伴村而过的大溪河的码头边上，眼泪竟不由自主地就流下来了。大溪河就在眼前潺潺地流淌，对岸的码头上有人赤脚站在河水里洗衣服，河滩边的斜坡上长满了野草，还有躲在草丛里觅食的不知谁家的**鸡，空气中飘着一股或远或近的栀子花香。再往上就是高高的土坝路了，坝上有三五成群的孩子们正在自由地奔跑，恣意地吵吵嚷嚷着，看谁的铁圈滚得更好，看谁的土疙瘩扔得更远，看谁的弹珠弹得更准，看谁的陀螺转得更长久。更远的就是一座一座的草垛子了，奶奶说，草垛子堆得越高，离天上的星星就会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