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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读《孟子》的方法如同读《老子》《论语》一样，采取的是笨办法，仍然是分四步走，即“读、抄、看、记”。读，就是读原文，读注释，把文意搞懂。抄，就是抄写一遍，加深记忆。看，就是阅读一些专家学者的评点著作，以辨析其精华与糟粕。我先后读了**国学**南怀谨的《孟子旁通》，四川学者张根德、黄葵的《孟子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关桐先生的《孟子十**谈》等著作。记，则是写读书笔记，录自己所悟。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思想家。这是我读《孟子》的看法。孟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最多，兼并战争最为残酷的时期。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描述的那样，东周的开始也就是春秋时代的开始。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及以后的战国（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腐朽的奴隶**开始全面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崛起。在这个**大转变时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各个阶级和阶层都要起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企图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以符合自己的要求和愿望。思想界因此异常活跃。原有的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激烈的分化。这个本来属于西周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一部分，在这个**大变动时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职守，无“田”可食，只好逃亡、流浪，自谋生活。然而，他们最大的希望还是投****治者，在**上得到发言权，爬上**治阶级的地位。他们“上说下教”。“上说”，企图得到**治者的信任，以推行他们的**主张。“下教”可以招徕门徒，宣传他们的**主张，制造**。春秋时的孔子是这样，战国时的孟子也是如此。孟子早年“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就是说孟子的老师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中年时，他带着**游说齐、宋、滕、魏等国；晚年，则潜心著书，正如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天下方务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尧、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就是说孟子的思想与当时诸侯攻伐的行为不一致，得不到诸侯的重用，于是和他的学生万章，为《诗经》、《尚书》作序，述说孔子的思想，撰写了《孟子》七篇。
从以上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的简单回顾，我们可得到三个结论：一是“乱世”。从两周算起，即公元1127年算起，当初是“八百诸侯”，兼并成为春秋时的一百多个大小诸侯国；到了孟子战国时代，就是人们熟知的战国“七雄”，包括齐、楚、燕、赵、韩、魏、秦七个大国。这么多诸侯国，互相攻伐，相互兼并，直至秦始皇**一中国，这种“乱世”状况，整整绵延了500年。二是“百家争鸣”。位居“乱世”中的知识分子，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纷纷游说各国**治者，企图用自己的思想和哲学说服他们，从而达到战胜敌国**一天下的目的。一时间，各种学说如“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纷纷问世，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当然说百家是个夸张的说法，其实只有十来家。三是“群星灿烂”。学说是由代表人物创立的，我们熟知的“诸子百家”，就是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巨人：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管仲、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研、尹文、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等。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从秦以后实行封建**以后，为什么我国就很少产生众多的思想家，甚至几百年也很难出现一个？秦以后虽然也出了一些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但他们的哲学思想，却很难逾越诸子百家！这实在是令人深省的历史课题。
二
《孟子·滕文公（上）》有一段话：“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言必称尧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滕文公作太子的时候，要到楚国去，经过宋国时去拜见孟子。孟子与他谈论**良是人的本性的道理，句句不离尧舜。有不少学者认为孟子的“孟子道性**，言必称尧舜”这句话，是打开孟子思想宝库的钥匙。我以为，这是学者的眼光，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而我则崇尚孟子的另一段话，并视其为打开孟子思想宝库的钥匙。《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公孙丑问孟子：“请问老师您长于哪一方面呢？”孟子说：“我**于辩析别人的言辞，也**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公孙丑又问道：“请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呢？”孟子说：“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那种气，最博大，最刚强。如果用正义去培养它，一点也不伤害它，那么它就会充满上下四方。那种气的形成，必须与义和道相配合。”我以为，孟子与学生公孙丑的这一段对话中，提出了三个概念：一曰“浩然之气”，二曰“义”，三曰“道”。这就不得不令我们去思考，去辩析，孟子思想体系的“义”与“道”，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很显然，我是作为文学**，从吸收先哲学养的角度出发的。
琢磨《孟子》，我以为《孟子》的浩然之气包括的道与义，主要由“三论”组成。
一曰“民本论”。民本论，亦称民本**。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民本论或称民本**，就是把民众当作天下国家的根本，民众决定**的安危治乱，天子、国君、大夫要按照民众的意愿办事。早在2200年前，孟子竟有这种思想，是很了不起的。这种说法，与**的“**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一样的道理。纵观《孟子》全书，民本**，是孟子一贯的思想。《孟子》第十四章《尽心（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子；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意思是说：“**是最重要的，江山国土次于**，而君主还在其次。因此获得广大**拥护就能成为天子，获得天子的信任就能成为诸侯，获得诸侯的信任就能成为大夫。诸侯如果危害国家，那就要更换他。”
孟子主张“制民恒产”，即让**治者制定使民众有“恒产”的制度。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滕文公》上篇第三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老百姓有个这样的基本情况，一般有固定财产的人就有稳定的思想观念，没有固定财产的人就没有稳定的思想观念。（按：2005年底，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每天有二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寻找生存、工作的出路；每天有二百多万人失业、待业；每天有数以十万计百姓生病缺钱进不了医院就医；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适龄青年因为缺钱享受不到应有的义务教育……显然，他们是没有稳定的思想的。）如果没有稳定的思想观念，他们就会胡作非为，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去干坏事（按：如今城里流窜作案的青少年，大多是从农村流浪进城没有“恒产”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恒情”了。）等他们犯了罪，再惩罚他们，这是蓄意陷害（按：对犯罪的青少年的教育，是个严重的问题，光用刑罚打击还不行，要从教育、就业等有关制度上下手才行）。这就是说，孟子认为民众必须保证生活稳定的财产，才能有安于这种生活的“恒心”，才能有在这种稳定生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意识、道德观念。
类似以民为本思想，孟子有多处言说。如孟子在《离娄》上篇第九章中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这就是说**治者失天下、得天下皆在于是否得其民，是否得其心。想想今天，以**为首的****中央，采取一系列亲民政策，不是偶然的。由此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同于一理。
二曰“仁政论”。如果说，“民本论”是孟子的**哲学，那么“仁政论”就是孟子的施政学说。孟子为何提出“仁政论”，这是由于孟子的出身和当时的**现象决定的。孟子出身小地主阶级，亲眼目睹诸侯相互征伐以及天灾人祸，造成的大量小农、小商、小手工业者的破产，民众流离失所的**现状，就是**治者要关心民众的疾苦，按照民众的意愿治理国家。我们还是听其言吧：
孟子在《离娄》上篇第一章中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尧舜的道理，就是不实行仁政，就治理好天下。现在虽有仁爱之心和仁爱声誉的诸侯，可是**却没有受到他的思泽，他也不可以作为后人的榜样，这是因为他没有去实行古代圣王的仁政。
用现在的话来说，孟子是非常关心“农村、农业、农民”等“三农”问题的，他在《尽心》上篇第二十三章中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易”的意思是治理；“田畴”泛指田地。这句话是说：**治者应精心治理农业，减轻税收，这样民众便富裕起来。可以说，这是孟子实施仁政的具体措施。我记得有新闻媒体说，**中央决定从2006年1月1**起，我国取消农业税，结束了1700年收取农业税的历史。可是，我们从《老子》《论语》《孟子》这些经典中可以得知，收取农业税何止1700年？仅从战国时代，我国进行封建**算起，收取农业税也有2200年的历史了。
孟子的仁政思想还表现在“与民同乐”的思想上。他在《梁惠王》下篇第四章中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我读到孟子的这段话以后，就再也不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而感到惊奇了。为何？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种仁政的“忧乐观”，原创者是孟子，而不是范仲淹。范仲淹的功绩，并不在他的道理有多么了不起，而在于他借岳阳楼之景，抒儒家忧乐观之情的文学手法，融合得**较自然罢了。
三曰“性**论”。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良的。他在《公孙丑》上篇第六章中说：“人皆有不**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朋友也，非恶其而然也。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人都有不**心看见别人受苦的心。譬如，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就要掉到井里了，任何人都会产生惊恐同情的心情；这种心情不是为了想要和孩子的父母结交，也不是想要在邻里朋友中间获取好名声，也不是讨厌孩子的哭声才去救他的。从这一点看来，没有同情的人，没有羞耻心的人，没有谦让的人，没有是非的人，那都不是人。同情人是仁爱的开端；羞耻心是道义的开始；谦让是礼仪的开端；是非心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具备了这种开端，就像他具备了四肢。可以说，这段话是对孟子性**论最为沐漓尽致的解说。
作为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家，孟子的思想体系是很严密的。孟子就是基于人的性**的认识，他才把性**化作为民本论、仁政论的理论根据。当然，用****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人类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的本性一般来说，因阶级地位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阶层有着不同的本性，它是由特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地位决定的。当然，涉及到具体的人，则不能简单地按**的阶级分析法，乱套一气。至于人之初的本性，究竟是**，还是恶？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我曾与我的父亲（他从小就能背诵《孟子》）探讨过，我与孟子的分歧，不在于人的后天（因为孟子也认为，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对人的本性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于人之初。我认为，人之初，是一张白纸，无所谓**，也无所谓恶，和当年与孟子争辩的告子所持观点相同。至于争辩的双方分别举出**与恶的某些行为，纯属动物的自然本能，不能因此就能证明人之初就是**的，或者人之初就是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