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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好苦涩好辛酸的名字，一直以来，乡村似乎就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土包子、**、乡下人、农村来的……农村人似乎就是下等的，下流 的。农村人不愿意提自己是农村人，乡下人。乡村在精神的家园变得陌生而苦涩。“跳农门”曾经是多少农村人的梦想，跳农门或参军或考大学或做生意，甚至花重金买城市户口，然后很艰难地成其为城里人。
据向来京求职的人了解，他们来京求职大多是听信曾在京打工同乡的介绍：“京城的世界很精彩”；再就是，通过媒体看到“某某只身在京城闯出了一片天地，成就了一番事业等。这些耳闻目睹的事实，激动了全国各地不少的人来北京“淘金”。然而，北京不是“聚宝盆”。北京的工作岗位并非多得连北京人自己都做不过来，必须请外地人帮忙不可。恰恰相反，北京市许多国企在转轨期间，企业内部大量的冗员现像已经显露出来；为了安排这些国企的下岗职工，今年，市劳动局对本市的用工又加以**，其中有103个岗位严禁使用外地人，并将适合于本市城镇的工作岗位空出来，解决企业的下岗职工，而一些诸如矿山、纺织、煤炭、建筑等确需外地人加盟的职业，仅仅是拾遗补缺。
可见，北京不可能满足全国的就业者，那么对已经来京的“打工妹”、“打工仔”，他们应该到何处求职呢？
据牛德如主任讲，北京市提倡对外来劳动力有序流动，整体输入。北京市为了做好外来劳动力的安置工作，现已在全国17个省市232个县市专门建立了劳务基地，并提出80％劳动力要通过劳务基地有序化进入北京。也就是说，针对北京市用工需求情况，由劳务市场这一座桥梁，向全国200多个劳务基地发布需求信息，然后，由基地按要求组织劳动力整体向北京输送。另外，各省市劳务基地有责任将当地人力资源情况反馈到北京劳动力市场，然后，由市场定期将收到的信息向**展示。这种有序化可避免外地来京人员上当受骗。
据**计，北京市在去年取缔的一批非法职介机构中，无《北京市职业介绍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的占80％，有执照没有许可证的占15％，伪造许可证的5％，这些非法机构严重地危害了求职者的利益。
非法职介机构欺骗的主要对像是一些外地下岗人员和外地来京务工人员。这类人员来京心切，容易上当受骗。因此，求职打工者一定要进对门，在求职时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进入职介后，首先要仔细观察，多方询问，如果该职机构没有劳动部门颁发的《许可证》，你就要提高警惕，以免上当。
在京找工作的渠道多种多样。根据调查，**亲戚朋友带出去的占外出劳动力的56％，其中，由家庭成员带出去的占6％，由本地在外人员带出去的占20％，由外地亲友带出去的占30％，由个体自发外出的占33％，由集体或有组织安排出去的约占10％。由此可见，**部门组织的劳务输出**例占这么小，不知这么多层层级级的劳动**部门整天在干些啥？他们应该为新时期打工进城的农民做一些工作，作一些引导，也不致于这么多民工盲目外出打工遭殃，及一些非法职介行业钻了空子。
当然，在这些占33％的自发外出农民中，也有通过自己的勤劳和自食其力做别人不起眼的小生意而干得不错的。来凤县的陈金文在北京西站租了间仅能容身的小房，每**天没亮就起床，在出站口的一个地方摆了个油条稀饭摊，为下火车的乘客过早。人虽然辛苦点，但每月毛收入过千元以上。据湖北广水、大悟的劳动部门先后与北京劳动部门挂钩，先后数次组织劳务输出，已在北京打开了市场，形成了集中的商业区，并派专人在那里进行**和跟踪服务。据报载，温州大市管辖下的小市乐清，人口不足百万，在北京生活的人就有15万之多，全温州共有30多万人成了北京的常驻人口，他们在紫禁城外安营扎寨，把自己融入京城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你是哪里人，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一向极为神圣的问题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有几十万温州人已忘了“回家”的路，由过去春去冬回变成了一年四季留在异乡生活，当然前提是有钱赚。悄悄在各地出现的浙江村，确切地说大多是温州村，这些城市里的村庄，生产的产品不再是带泥土的农产品，而是各种服装和**常生活需要的必需品。
确实，农民中有许多人富起来了，尽管他们中有的成为颇有贡献的乡镇企业家，但**仍称其为“农民企业家”，骨子里仍有一种与“国有企业家”的区别。我认为这是对农民身份的歧视。
农民的智商、觉悟并不低，且许多人是颇高的，新中国就是依**了大多数农民建立起来的。与城市人相**，他们是相对“落后”，可那是因为那个所处的落后环境制约了他们，长期局限于一隅，艰苦地劳作，困顿的生活，狭小的视野，无奈的渴望，失败的折磨等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为什么越是偏僻的地方，就越封闭、越落后呢？
不管城里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中国有2.1亿剩余劳力必须转移出来，如果众多的农民不从黄土地上转移出来，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
二、建筑工：“儿子不再做苦力”
建筑民工，干着这个城市最苦最累的活。他们盖起了城市所有的高楼大厦，却从来没有住过由他们自己的汗水浇铸起来的房子。他们的工资不及高级写字间白领们薪水的二十分之一，还常常遭遇欠薪。
2003年6月11**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南口一个建筑工地，对这里的民工群体做了采访他们的生活，正是整个北京城建筑民工的缩影。
灼热的阳光下，民工们在高悬的绳索上高空作业，身体悬半空中，伴随他们的是大吊车的轰鸣声。
这一带的写字楼、住宅都非常漂亮，据说售价高达每平方米1万元。民工们住的地方是工地后面一座灰蒙蒙已被废弃的二层小楼，与一般建筑工地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相**条件算是好的。这个工地围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个出口，平时锁着门，且有专人看守。
院内堆满杂七杂八的物品，地面坑坑洼洼，与周围华丽的高楼大厦相**，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记者遇到的第一个民工是这里的电工周兵，他把记者领到了民工们住的屋子。刚到门口，一股腐臭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屋子里异常阴暗，一个只有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面挤满了床，双层的，一共有10多个床位。门后一个小小的饭桌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饭盆。屋内基本没什么空地，整个屋子只有后面墙上一个很小的窗子。整个屋子惟一的“电器”是房顶上一个5瓦的小灯泡。就是这个灯泡，到了晚上还不亮，因为电压不足。工人们说“电都用来施工了”，所以就不给他们住的地方供电了。
屋子夏天热冬天冷。屋里冬天没有暖气，发的被褥又不厚，摸上去棉絮结成一块一块的，保暖性不好。工人们调侃说：“热水基本没有，取暖基本**抖。”
尽管各方面条件差，活又累，但周兵说，只要一想到妻儿他就很幸福，平时干活累得不行了，一想到老婆孩子都要**他养活，就又有了力气。
这是他们的作息时间表：早上5点半上工（冬天一般6点上工），11点半下工。上个半小时吃饭，1点上工，晚7点下工（以前是6点半），如果要赶进度就加班，但“没加班费。”
来自安徽亳州的朱师傅说，他是综合队的，什么活都得干，很辛苦，而且成天加班，经常干到晚上10点以后。朱师傅家中上有老父，下有4个孩子，两个大儿子在农村务农，三儿子今年19岁，小女儿15岁，都是小学毕业，朱师傅说：“除非家中亲人有病或家中有人死了才回去，农忙和春节也不回去。”
“平时不上班出去逛逛吗？”记者问。“没时间逛，也不敢出去乱逛，下班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宿舍里待着，打打牌，下下棋，听听收音机，主要还是睡觉。太累了，一天下来骨头都要散架了，没心思去想别的了。”工人们说。
转眼，到了傍晚吃饭的时候。记者看到他们端着碗，蹲着围成一圈，边吃边聊，菜主要是白菜和汤，用他们的话是：“从家乡到中央（指到北京），天天都是白菜汤。”但两每天能加一顿餐，稍有点肉。他们每人一天的伙食费四五块钱。
“没有双休**这一说，也没有节假**。”工人们说。旷工就更不敢了，似乎也没有理由怠工。他们辛辛苦苦从家里出来，就是为了要拿回一点钱去，既然出来了，谁还愿意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呢？一位工人说：“不愿意没有活干，宁愿累一点，也不愿歇工没有工钱。”
福利待遇更是与他们不沾边，受伤、生病都得自己掏钱。所以他们最怕生病，哪怕是感冒发烧都怕，生病了吃药花钱不说，不能干活，老板还要扣工钱。
工人们最想的是：“干了一年活，到过年回家时能把钱拿到手。”
扣除了平时的饭钱和一些零花钱，一般年终能拿回家六七千元就很不错了。这些钱能不能拿到，“还得看包工头的良心。”工人们说，他们的工资采取年终发放制，到年底才发一次，平时只给生活费，每月60到100元不等。他们告诉记者，包工头说替他们攒着，省得平时都花光了，年终时拿不回家费。他们说：“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老婆孩子一大家人了，发了钱我们自己不会存起来或是把钱寄回去吗，用得着老板给我们攒吗？”
他们不懂**，他们中很多人长到这么大选票是啥样子都不知道；他们也不懂经济，不知道GDP是怎么回事。最大的快乐是下工后，吃饱饭跑到附近的小卖部去看会儿电视。
周兵也梦想：“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儿子能考上大学，不要像我这样出苦力了。”现在，他只是想每天多挣10块钱，这样每个月就能有多点钱给母亲买好一点的药，给孩子多寄点生活费，给老婆多买件好看和衣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存点钱做个小生意。周兵的话很有代表性，不少人都有他这样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