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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小七
1
第一次听说我是抱来的孩子是在我15岁那年。那时候叔伯们分家，为了房子的事大家闹得很僵。
话是从我大娘嘴里说出来的。我爸兄弟三人，大伯和叔叔家都是两个女孩，只有我家是两个男孩。爷爷****确实偏心，把一栋楼房分给了我们家。大伯和叔叔每家两间砖瓦房。大娘气愤不过，跟****吵架。
****性格温吞但倔强，不论大娘怎么骂她都不开口。既不与她对骂，也不改变初衷。大娘骂到最后开始口不择言，“我生了两个丫头怎么了？至少都是你们徐家的种，老二家那个老大还不知道是从哪里抱来的呢！”
****上去就给了大娘一巴掌。大娘被打得一愣，犹如从梦中醒来，闭上了嘴，不再说一句话。
家就那样分了。我们一家住进了楼房，叔伯们住进了砖瓦房，再没有谁多说一句话。
穷人家的孩子成熟得早，如果没有****那一巴掌我肯定不把大**话当一回事，但****一巴掌下去我就知道大娘说的是**的了。
我按捺了很久，还是**不住，开口问了爸妈。因为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抱养我，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起初我妈死活不肯说，她叫我不要听大娘胡扯。但他们终于败在了我狐疑的眼神下，说出了**相：
爸妈结婚后整整五年都没能怀上孩子，那时候思想落后，没想着去检查，就相信偏方。他们听人家说不孕不育只要抱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会给家里招来一个孩子。
于是他们就抱养了我，给我取名叫引松。巧合的是我三岁那年妈妈意外怀孕生下了弟弟，为了呼应，弟弟的名字就叫作应松。
2
我们村离县城只有十里路。我爷爷是村小学校长，爸爸妈妈和叔伯都在县城里的啤酒厂上班，我们家条件在农村算好的。爸妈对我和弟弟要求很严格，我们也很努力，相继考上了大学。
算起来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毕业后又考了**。虽然只是基层**，工作其实很苦逼，工资也不高，但是在村里人眼中我就是当官的了。那些年我是村里人教育孩子的榜样。爸妈也觉得脸上有光。
我是老实肯干型的，安安分分地找了工作。弟弟则是古灵精怪型的，他大学毕业后不愿意按部就班地工作，跑去了上海。目标虽不明确，但他发誓要干一番大事业。
我和爸妈明白他想在大城市闯出名堂不容易，但当时家里宽裕，也不指望他立刻挣钱，就都想着让他闯一闯，即使干不出名堂也算积累点**经验。现在想来**是后悔不已，如果我们早早干预也许就不会出事了。
弟弟出事是他到上海半年之后的事情。电话是通的，但始终没人接，发短信也不回。正当我们急得团团转想报警时，弟弟打来了电话，什么都不说，开口就要5000块钱。我立刻打给他了。但之后又恢复到电话不接、短信不回的状态。几天后，又打电话回来要了一次钱，10000块。然后接着玩失踪。
爸爸气得拍了桌子，要去上海找他。但是，上海那么大，去哪找？他在上海一直是到处飘的状态，我们无从找起……
无法找也得找，弟弟的状态明显有问题。我请假和爸爸一起去了上海。那是我们第一次去上海。虽然在家乡我们都算混得不错的人了，但到了上海我们父子就是土包子一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找。
我们想到了去报警，但**询问得知弟弟会不定期地与我们联系，说不能定义为失踪，不予立案。我们就一边去弟弟平时跟我们提过的地方寻找，一边期待着他再次来电话。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我们没有任何进展，我不得不回去上班，爸爸执意留下来继续寻找。
爸爸在上海一待就是两年，我则每半个月就往返一趟，可是我们仍然没有半点弟弟的消息，他再也没有来过电话。
我们都知道弟弟肯定是出事了，但是我们又坚信他还活着。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他不在了，我们也要寻找到一个明确结果。
那两年，爸爸常驻上海，风餐露宿，除了不乞讨，跟乞丐没什么两样。家里****病倒在床，连稀饭都无法吞咽，只能**鼻饲。她老人家只要清醒过来，就会问，“我应松呢？回来了吗？”
**局也立案了，但是毫无结果。
一晃到了2004年9月份，回老家探亲的同事小黄打电话给我，说他在浙江义乌某地看到一个人特别像我弟弟。挂了电话后不到十分钟，他又打过来，他说他有**成把握那人就是我弟弟！
我立刻联系爸爸赶赴义乌。大伯和叔叔听说我们发现了弟弟的踪迹也立刻往义乌赶。小黄仗义，留在他发现我弟弟的地方蹲守。
我们四人赶到时小黄已经蹲守了两天。他判断弟弟可能是进了传销组织。他告诉我们，弟弟他们连续两天早晨9点30分的时候准时出现。他们三个人一排手挽着手，穿过马路，走一圈，再回到住处。
我们五人又蹲守了一晚，第二天早上9点30果然如小黄所说，他们出来散步了。我一眼认出第一排左边的人就是我的弟弟应松！
他们住在一栋老旧小区里，但是不知道在几楼。每天固定出来活动一次，出来的一共是33个人。他们走路的时候表情麻木，相互之间不交流。气氛很怪异，有一种说不清的压抑感。虽然他们穿过街道，在街上走了一段，但是他们仿佛又跟周围的人都不一样……
我们决定立刻行动。他们散步时会走过一个街角，我和爸爸装作若无其事，坐在街角花坛边上聊天，等到弟弟他们走近了时，我一下子站了起来，拽住了他的胳膊，低声喝道：“应松，快走！”
然而，让我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弟弟看了我几秒，眼睛里毫无波澜，就像不认识我一样。他一抡胳膊甩掉了我的手，继续和同伴往前走。
我跑了两步想再去拉他，结果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几个人使劲推搡我，把我推倒在花坛边上，腿都擦破了……
我们不敢再贸然行动。我和小黄开始跟周边的人打听，了解情况。爸爸大伯和叔叔轮流蹲守。
没想到的是周围的居民讳莫如深，不是说不知道就是劝我们不要多管闲事，得不到任何具体情况。
接下来几天他们都没有出来散步了，我们没有了任何机会。当时因为情况不明也不敢报警，主要怕被**抓到后弟弟要坐牢。
深思熟虑之后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我混进去！
想混进去也没那么容易，还是小黄帮的忙。他找了一个开麻将馆的发小，那人人脉挺广，说我**破了产，想尽快赚一笔大钱，辗转把我介绍了进去。
3
进去之后我才发现里面纪律严明。
我一进门就被推进了一间很大的屋子，屋子里用各种鲜亮的颜色涂抹了墙壁、地板和天花板，房间里的灯光刺目而且在不停晃动，晃得我睁不开眼，直想吐。
我不清楚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就立刻被带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就吐了。吐完之后立刻有人问话。问我的年龄、籍贯、工作、为什么想加入他们。问完之后又被带去上课。
直到坐下来听课，我才从头晕中缓过神来，一摸口袋发现钱包、手机，甚至面巾纸全没有了，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拿走的。
此后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除了听课就是学习、吃饭和睡觉。
课讲得非常励志，都是谁谁谁一夜暴富，谁谁谁从一名穷**丝到月入百万这类案例。讲课的人声情并茂，特别有煽动性，让你热血沸腾，觉得只要跟着他干，立刻就能逆袭。加入模式有多种，交几千元会费到几万元会费的都有，交得越多提成越多。
愿意交钱的就有人带着去银行提款，没钱的可以把手机拿给你片刻让你打电话找人要钱。
上完课之后基本就到了吃饭时间。十个人围着坐一桌，有专人把一桶菜，一桶饭提上来放在桌子中间。饭菜都不能自己动手盛，有专人把饭菜分到我们碗里，一人一碗。吃完了大家就眼巴巴望着，没人敢自己添饭。
给添饭还是不给添饭完全由分饭的人决定，他们把这个叫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成大事都须得吃得苦中苦”，“没有**耐，哪来爆发”……
晚上睡觉有时候睡床上，有时候睡地板，也完全看**者怎么规定了。
我交了一万块钱会费，被培训了一个星期之后才被允许上岗。我接到的任务是打电话。负责我的人给了我一叠材料，有许许多多人的电话和详细资料。我就负责一个一个打电话，骗钱。
也有不少人会被安排出去，我不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估计是一些老会员。
弟弟的任务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在每天吃饭的时候看到他。饭桌上是不允许说一句话的，所以我甚至很难与他说上话。他也没有要跟我说话的意思。
一个月之后，我才获得了外出散步的权利！散步的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改了，改到了下午2点30分。
我一眼就看到了爸爸，他在我们约定的老地方，似乎一动未动过。
每天趁着散步的时候我都极力去和旁边的人搭话，但他们始终不大搭理我。我没办法和任何人换位置，对换到弟弟旁边也失去了指望。
我找不到和弟弟接触的机会，我们没有共同的任务，不住同一个房间。吃饭时不许说话，散步时离得老远。
关键是，弟弟没有搭理我的意思！
又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散步时我悄悄地向爸爸**了个大拇指。那是我混进来之前跟他约定的暗号：**小拇指表示我可以带弟弟逃走，**大拇指表示逃不走，我们得准备动手。
第三天散步时我看到了爸爸、大伯、叔叔、舅舅，还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爸爸拍了拍他的肩膀算是介绍。
第四天散步时爸爸向我**了大拇指，意思是：明天动手！
第五天下午2点30分，我们与往常一样三人一排手挽着手走出窝点，走出楼道，走到对面的街上……
舅舅、大伯、叔叔，爸爸一拥而上抢夺弟弟，我不顾一切冲撞旁边的人，挤了上去。也许是出其不意，异常顺利，我们抢下了弟弟。他们押着弟弟就要上路边的一辆车，然而意外发生了！
弟弟不愿意上车，他双手死命地撑着车身我们怎么塞也塞不进去。舅舅“咔嚓”一声折断了弟弟的一只胳膊，大伯一脚把他踹进了车内。
车子呼啸着开了出去，直到跑出了市区我提着的心才放下来一点，到底是非法组织，估计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来追。
“就怕有人报警！我们还是按原计划换车。”这时我才注意到前面开车的人就是那天见到的陌生人。看来他们早准备好了，出了义乌就有人来接我们，我和爸爸还有弟弟换了车，他们几个继续坐原来的车。
半夜时分，我们到了家。
第二天，****去世了。
4
弟弟回家后不说话，不和大家一起吃饭，晚上不在床上睡觉，一心想跑。每天都要有人24小时看着他，他甚至多次攻击我们试图逃跑。那状态也没法带去看医生，他分分钟可能挣脱我们逃跑掉！
后来，实在没有法子，爸爸和我合力用一条铁链把他锁在了房间里。
锁住后逃跑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就医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几天之后，那个开车接我们出窝点的年轻人又来了，还带来了医生，说是他要好的朋友。
那段时间发生的事太多，我一直没顾得上问他的身份。直到那天爸爸才正式跟我介绍了他：我同父同母的大哥赵朗……
那几年我们家寻找弟弟的事已经不是秘密了，我生父生母知道后让赵朗过来帮忙。赵朗喜欢玩车，有一帮车手朋友，那次帮到了大忙。
但是，这不代表我会认他们，不过我也不恨他们。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时间想认不认他们的事。因为在弟弟康复的过程中，爸爸又病倒了。
胃癌，所幸发现得还不算晚。
我对治好爸爸的病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同村有个大叔，十几年前就患了胃癌，治疗后身体一直挺好的。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摆在我的面前：钱！
弟弟已经明显好转，治疗绝不能停，需要钱。爸爸急须手术切除病灶，后续治疗费也不是个小数目。
家里当时是一分钱积蓄也没有了，我那两年因为弟弟的事在单位也就挂个闲职，工资微薄。那时候没有众筹，没有大病救助，没有新农合保险，甚至爸爸他们单位也没有给职工买医疗保险。我们只能自费！
我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向亲朋好友借。借钱向来是瓦解亲情友情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而且我家的亲戚都是地道的农民，各家确实都有各家的难处，一圈下来借了不到一万块。
胃癌手术的时机很重要，再拖的话，爸爸可能就错失了手术最佳时机了，甚至可能就没有手术价值只能放化疗续命了。
走投无路之际我偶然听到同事们讨论有人在贩卖“杂交车”，（那是一种改良的拖拉机，我们土话称它“杂交车”）我动了歪心思……
动了心思后我就留意起了行情，我很快了解清楚了，那种车正常渠道**一辆要**00块左右，**只要15000。所谓**就是被人偷出来卖的车。
我从不抱侥幸心理，我知道那一步一旦迈出总有一天会身败名**，但是我没有办法了，我甚至没怎么犹豫就下手了。
我利用周末时间去作案。因为之前找弟弟在上海逗留的**较久，我选择了上海萧山。偷了车之后我不敢自己去找买家，都是以10000块钱一辆的价格转手给别人卖。
一个月之后爸爸的手术顺利进行，手术很成功。爸爸问我哪来的钱，我骗他说跟同事借的。
筹够了钱，我立刻收手不干了，然而还是迟了。很快，我直接被**从单位带走了，因为犯罪地点在萧山，所以我直接被带去了萧山。
当审讯过程中**例行询问我要不要通知家人时，我忽然发现我不知道可以通知谁……爸爸还在病床上，妈妈年迈，弟弟如同精神病患者……我告诉**同志暂时不用通知家人。
我没做任何狡辩，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一审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我未提出上诉。在看守所待了五个月，被交接到**正式服刑。
入狱不通知家人是不行的了，最起码要缴费，我尚不知向谁开口时，赵朗来了……他给我带来了钱和衣服，告诉我会帮我照应家里，叮嘱我好好改造。
我在狱中表现良好，减刑两次，最终一共服刑5年零10个月。
在狱中我很平静，为父母和弟弟我尽力了，我不在的时间里我除了祝福他们，再也做不了什么了。我做了有罪的事，服刑是我赎罪的必须形式，这是我早就知道了的，我没有什么好不平静的。
然而出狱之后，事情的发展超过了我能控制的范围。我们家一门两个大学生，我更是考上了**，本来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但是后来，弟弟进了传销，几近精神失常，我入狱成了**犯……我们家成了村里的笑话，我们成了人们**的谈资！
我和弟弟找不到工作，娶不到媳妇。爸妈出门都是低着头的。事实就是这样，不管我当初是带着什么样的信念，犯罪了就是犯罪了，这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是可怜了爸妈，养育我多年，到老还被我连累。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赵朗的救助下爸爸身体保持得很好，弟弟也已经基本痊愈了。我请他喝了一顿酒，我们谁都没有提及相认与否的话题，但是我们把酒言欢，泪流满面，这是男人间的友谊。
2016年5月出狱，在家乡待了一年，实在是淹没在流言之中无法呼吸，我最终出来了，选择到浙江打工。后来把爸妈和弟弟也接了过来。
弟弟已经完全恢复了，去年年底结了婚。他还主动去**举报了那个传销窝点。可惜因为耽搁的时间太长，那个窝点已经转移了，但是弟弟提供了不少有用线索。
在杭州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过去，没有人拿我们做榜样，也没有人拿我们做谈资。我希望我们一家人能永远这么平平淡淡地生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