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在我国历史上，伴随着神话传说而生的，还有一种童谣。它传唱于儿童之口，但有许多简直与儿童的生活和理解力毫不相干，而几乎是纯粹的政治斗争的反映和产物。从性质看，它应该列入“低幼读物”，但其实内容深奥难解的程度，几乎超过所有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历来对它的研究如凤毛麟角，资料也很少；仅有的一些记载中，又混杂着许多奇怪的传说和荒唐的附会，这些都增加了研究的困难。童谣本是一份值得重视而且应该加以研究的文化遗产，然而在很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根本的改观。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应该结束。

一

什么是童谣?古人说：“童，童子。徒歌曰谣。”(《国语·晋语》韦昭注)“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杨慎《丹铅总录》卷二五)大体说来，童谣就是指传唱于儿童之口的没有乐谱的歌谣。它的叫法很多，如清人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把“儿谣、女谣、小儿谣、婴儿谣”等都归入“童谣”一类。此外，其他古籍中还有称“孺子歌”、“童儿歌”、“儿童谣”、“孺歌”、“小儿语”、“女童谣”等的。名称虽不同，内容都是一样的。

童谣的历史真可以说是“久矣夫”的了。《列子》中记载的《康衢童谣》，据说是我国传说中的圣人尧时的童谣。《古今事物考》说：“《列子》曰：‘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谣之起，自尧时然也。”有人认为《列子》这本书不一定可靠，只承认《国语·郑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童谣》才是真正最早的童谣。即使如此，童谣也有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我国文学史上，能够与它比“老资格”的，就只有《诗经》中的某些篇章了。

纵观中国古代童谣的历史，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明代以前，所有的童谣几乎都是政治童谣，不同程度地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它们与儿童的生活简直不相干；从明**始，在继续发展政治性童谣的同时，产生了一批真正反映儿童生活的童谣，或者说，这时才有人有意识地开始创作和收集真正意义上的童谣。我想，明以前大概也有非政治性的童谣，只是由于无人搜集记录下来，所以就湮灭了；即使记下来一点，也往往被附会到政治中去了。明代，是我国资本主义因素大量产生的时期，当时有一批人，冲破宋元理学的束缚，思想比较解放，他们的视野扩大到了前所未及的许多领域，加上当时印刷业的兴盛，童谣的创作或收集也就有了较好的成绩。现存我国最早的儿歌专集是明代吕坤于1593年编成的《演小儿语》，此后，这方面的专集也逐渐多了起来。

从现有材料看，我国古代童谣大体上呈现出“两多两少”的状况：乱世多，盛世少；王朝末期多，王朝早期少。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元代，政治上黑暗，内外战争频繁，国家分裂，生灵涂炭。反映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童谣也就比较多。在每一个王朝中，一般又是末期比早中期多，像秦末、汉末、元末、明末等时期，都是童谣大量流传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乱世和末世，政治斗争尖锐复杂，各种政治力量都努力表现自己，其中就包括用童谣为自己造**，所以，有着产生童谣的肥沃土壤。另一方面，这时统治者的钳制力则相对削弱，使那些生产出来的童谣不至于全部被扼杀。新上台的统治者对那些替自己造**的童谣，固然会乐于保留，就是对那些诅咒被推翻的统治者的童谣，也往往持一种容忍的态度，甚至也乐于记录下来，以作为自己“顺乎天心，合乎民意”的证明。反过来，在每一个王朝的初中期，统治阶级的统治相对稳定，除了歌颂升平的东西之外，真正有战斗力的童谣就不容易创作和保存下来了。

二

中国古代童谣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强烈的政治色彩。拿最早的《康衢童谣》和《周宣王时童谣》来说，就都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康衢童谣》说：“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据说是尧在统治了天下五十年之后，不知道天下治理得如何，亲自下去作调查研究时，听到了儿童们在大路上唱这首童谣。它实际上是老百姓对尧的治绩的评价，可说是最早的“政治评论”。这种评价未免有阿谀奉承的地方，把尧说得好到了极点。结果，当然是尧听了很高兴，回去后便下决心把他的统治权“禅让”给了他的女婿舜。《周宣王时童谣》：“弧箕服，实亡周国”。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谈的却是有关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它预言那卖桑木弓、箕草箭袋的老夫妇俩将是使周王朝灭亡的人，暗示老夫妇收养的女孩褒姒为周王朝“招祸”的事。可见，童谣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许多童谣都承袭了这一传统，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童谣强烈的政治性首先表现在：在王朝更替的历史时期，农民起义军或地主武装往往都利用童谣作武器，为推翻旧的统治者大造**。如元代末年，著名的《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谣》：“石人有双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就是红巾军领袖刘福通自造的童谣。据说刘先把刻有童谣的石人埋在黄河工地上，再让儿童到处传唱。当开河民工挖出石人、读到石人身上的童谣时，整个工地顿时沸腾起来。早已不堪忍受压迫的民工，纷纷揭竿而起，使红巾军队伍迅速壮大。童谣犹如火星，使遍布各地的“干柴”顿时燃烧起熊熊烈火。又如至正年间的《彰德路童谣》：

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

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

据说至正二十八年六月的一天，彰德路的天宁寺塔忽然由黑色变成红色，塔顶还有红光闪烁，好几个钟头才消失。此事真伪难辨，也许是一次特异的自然现象，但是，有人就利用这一事件造出童谣，巧妙地暗示姓“朱”的人要取代元朝统治者而成为中国的“主人公”，显然是为明代统治者上台造**的。

如果说，上述两首童谣还不得不借助于迷信的“天意”之说来增强童谣的力量的话，那么，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制作的童谣就更加直截了当了：

朝求升，暮求合，

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

管教大小都欢悦。

它紧紧抓住与**生命攸关的生活问题，把起义与解决贫苦**的生计联系起来，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号召力。当时社会的情况是：“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但是“官府复严刑厚敛”，所以“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明季北略》卷二三)这类童谣，就其作用来说，很有点像今天的政治鼓动诗了。

童谣强烈的政治性还表现在：它敢于把矛头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子”乃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因为触犯“龙颜”或根本就无辜地被天子莫名其妙地置于死地的人历来不可胜数。也许是这种野蛮和残暴的行为在起作用，在中国文坛上，历来只看到歌颂天子“圣明”的拍马文学，至多也不过有一点小骂大帮忙的牢**。但古代童谣中有不少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而用各种形式讽刺以至咒骂他们。像《永熙中童谣》：

二月末，三月初；

桑生裴雷柳叶舒。

荆笔杨板行诏书，

宫中大马几作驴。

它如实地表现了晋惠帝时大权旁落、权臣专政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尖锐地嘲骂了昏庸无能的晋惠帝。借用他姓“司马”作譬，称之为“大马”，已是“不敬”了；把他比作“驴”，实际等于骂他是一窍不通的笨驴。虽然就晋惠帝而言，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但这样做，已够得上“大逆不道”了。《南史·张敬儿传》载的一则童谣，则骂得更厉害：

天子在何处?

宅在赤谷口。

天子是阿谁?

非猪即是狗。

这首童谣表面上是指张敬儿称帝之事，“狗儿”、“猪儿”原是张敬儿兄弟的小名，当作写实文学看，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敬之处。但是，当小孩子传唱着“天子是阿谁?非猪即是狗”时，是决不会有人加上注解说这个“天子”是实指张某的，它实际上是巧妙地“以偏概全”，骂尽了所有的“天子”。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并不是文学创作的好方法，但在当时，毕竟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童谣并非绝无仅有。譬如《太宁初童谣》，把皇帝比作马不算，还把皇帝的被软禁比作放牧，绘声绘色地描写马吃草的情景；《元康中童谣》骂天子是“瞎子”；还有的童谣则嘲笑天子企图靠更改年号来维持自己的短命统治而最终只能赤脚逃命的狼狈相。这是童谣中很有光彩的一部分，在其他文学样式中是很少见的。

童谣还以极大的义愤谴责和诅咒祸国殃民的**臣，而且比之其他文学样式，显得更加直截了当，更富有感情色彩。像著名的汉末《献帝初京师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它集拆字、谜语与童谣于一身，既巧妙地包括了“董卓”二字，又以“草青青”与“不得生”作强烈对比，点明尽管董卓气焰嚣张、炙手可热，都必将很快灭亡。从效果来看，与夏时**诅咒夏桀的谣谚“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有异曲同工之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又如，宋代的《京师童谣》对于宋代臭名昭著的**臣童贯、高俅、蔡京父子等人，已经不是历数其罪恶而加以谴责，而是旗帜鲜明地发出了要“杀”、要“割”、要“吃”的呼声，真正到了恨不能“食肉寝皮”的地步了。

揭露**，鞭挞封建社会制度，反映并且同情劳动**的苦难生活和正义的反抗斗争，也是童谣极富政治色彩的内容。《汉末江淮间童谣》：“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贵如黄金。”短短四句十六个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苦难生活的凄惨图画。是天灾?是人祸?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童谣没有说，它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书为像）余地。这种含蓄的谴责，有时比大声疾呼的痛骂还要有力得多。

童谣的笔触不仅涉及了**的苦难生活，而且伸向了政治制度、用人制度等各个方面。如《顺帝末京都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宋钦宗时童谣》：“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清末《京中童谣》：“前门开，后门张。前门引进虎，后门又进狼。不管虎与狼，终朝每日铛铛铛。”这些童谣从具体史实出发，加以典型化，对封建社会颠倒是非的用人制度、封建官府“广开言路”的虚伪性以及封建政府官僚勾结**、置百姓死活于不顾而只管自己享乐的反动本质等，都作了较深刻的揭露和谴责。 尤其难得的是，有些童谣还把被迫铤而走险的农民起义军与政府军作对比，真实地揭示了官兵的危害胜过“贼”的情景。像《正德己巳川蜀童谣》：“强贼放火，官军抢火。贼来梳我，军来篦我。”这里，把农民起义军当作“贼”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它把所谓“贼”与官军对比着来写，着意在说明官军的祸害远远超过“贼”，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古话说：“两害相较取其轻”。在这样明显的对比面前，童谣的政治倾向性也显露无遗了。

童谣这种强烈的政治性，曾被人当作“诗妖”加以贬斥。如郑玄说：“言上号令，不顺民心，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所谓“诗妖”，明显地含有贬斥的味道；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是老百姓的“怨谤之气，发于歌谣”，还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的。

就内容说，童谣并不限于上述的政治性篇章，它还包括更多的方面。如《汝南鸿陂童谣》反映了一个在水利工程问题上好心办了坏事的官吏，《天堆童谣》附会地记载了一次泥石流现象，《隋末江东童谣》、《兴定中童谣》，谴责了战争给**带来的痛苦，还有些童谣讽刺了不自量力的狂妄之徒等等。特别是自明代以后，反映儿童生活的童谣有了较大的发展，童谣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