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明主还是昏君

五、是明主还是昏君

三个人边走边说，吴承恩问李春芳：“你是皇上身边的人，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李春芳：“你说。”

吴承恩：“我们大明王朝倡导道教，信道也是皇室家风，所以，皇上信道，无可非议。问题是他信道达到了痴迷的地步，这是为什么？”

李春芳说：“世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吴承恩问：“此话怎讲？”

李春芳道：“其一，世界上的事，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能符合大多数**的意愿就行了。君无戏言。臣子们办错了事，可以纠正。皇上办错了事，就不好纠正。帅驭将，将驭兵。近年来，皇上很少上朝这是事实，但他在内宫每**批阅奏章至深夜，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把事情交给臣子们去处理，并不是说他事事不过问，而是他在给每一件事情都留下回旋的余地，以备纠错。其良苦用心，世人是难以知道的。其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治理一个泱泱大国，烦心的事情太多了。百姓之怒，不过是相互打场架。天子之怒，就会血流成河。皇上修道，就是为了从容淡定，静心以制怒。其三、不好道就是好君王吗？远处说，隋炀帝杨广不好道，其残暴的个性且不论，单说他喜欢游山玩水，随便一动，国家成斗的银子就往外扔。近处说，正德皇帝不好道，好武事和建豹房，把国家闹得乌烟瘴气，险些使大明王朝崩溃，这又怎么解释？皇上体恤百姓，励精图治，不但以身作则，在全国削减冗员，减少支出，还亲率皇后等一干宫中人员，在西苑种桑养蚕，坚持农桑十年如一**，此事**是惊天地，泣鬼神呀！为了处理国事能够从容淡定，不意气用事，闲时他修道养性，扩大自己的胸怀，这难道应该受到指责吗？”

吴承恩：“据说前首辅夏言，为劝谏皇上不要相信道士的话而惨遭罢相，不知是**是假？”

李春芳微微一笑：“这件事说起来就更玄妙了，对夏言来说，他是故意激怒皇上罢他的相，然后开溜，否则将大祸临头。对皇上来说，是他对夏言的**耐已经达到了极限，他罢了夏言的相，只不过是找到了一个借口。”

夏言一生有三次遇罢相的经历，因劝谏嘉靖皇帝遇罢相是第二次，其实质是他给嘉靖皇帝设的一个套。事情是这样的：

夏言个性骄横，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当时**上流传着一句话，不见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费宏是夏言之前的首辅，他和夏言在位时，都是典型的“二皇帝”。武定侯郭勋，为嘉靖皇帝夺取皇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他也恃宠而骄，根本不买夏言的账。常言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夏言是首辅，他想下郭勋的**手，很容易就搜集了一些郭勋的**证据，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郭勋跟“张氏二虎”有勾结，证据是张延龄在押期间，郭勋仍帮他**着部分田产，以待张延龄出去。

嘉靖皇帝对“张氏二虎”恨之入骨，他什么都能原谅，就是不能原谅跟“张氏二虎”有勾结。但调查的结果是朝廷查抄“张氏二虎”的财产时漏掉了一部分田产，郭勋隐瞒了没报，目的是想私吞。那么这就是一种**现象，不能算是勾结张延龄了。

嘉靖皇帝弄清了事情的原**，想起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郭勋坚定地跟自己站在一起，共同对付着张氏姐弟，他贪点占点这种芝麻小事，骂他一顿，没收该地就是了。于是，嘉靖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对郭勋的指控不实，再查。

嘉靖皇帝的这道圣旨，实际上是暗示刑部官员：我没有意思治郭勋的罪，你们上道奏书，就说对郭勋的指控不实，放了郭勋，大家体面**算了。

夏言心里明白，嘉靖皇帝放了郭勋，就意味着自己站到了悬崖边，只要郭勋轻轻一推，自己就万劫不复了。反正进也死退也死，那就不如拼死一搏，说不定还能险中求生呢！于是，夏言铤而走险，勾结相关人员，在狱中谋害了郭勋。

郭勋莫名其妙的死于狱中，这是一场明目张胆的****案。听到郭勋死于狱中的消息，嘉靖皇帝当时就气懵了，他下旨严查，一定要找出凶手。

夏言深知，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嘉靖皇帝打定了主意要查出凶手为郭勋雪恨，锦衣卫的那些鹰**们就一定能够揪出自己。三十六计，走为上。

第二天，夏言在金銮殿奏了一本：“皇上，四季更替，生老病死，这是一种自然规律，陶仲文有违天意，背道而驰，还留着他干什么！请驱逐陶仲文。”

陶仲文是在宫中为嘉靖皇帝炼丹的道士，嘉靖皇帝自然不会听夏言的话，他说：“夏爱卿，四季更替，生老病死的道理朕也知道。不过，朕以为这世上的事情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弄明白，就算陶仲文是在搞一项试验，这又有何妨？这是朕的私事，你就不要**心了。”

过了一天，夏言又上奏：“皇上，请驱逐陶仲文。”并且一连几天，天天都是这句话。

嘉靖皇帝本来为郭勋的事情对夏言**了一肚子的气，只是事情还没有调查出结果，他才一**再**，夏言就陶仲文的事情跟自己纠缠不休，终于让他**无可**，大怒道：“夏言，你这是跟朕干上了？”

夏言：“微臣乃辅国大臣，不敢不尽职尽责。“

嘉靖皇帝：“那好，朕今天就罢了你的相，你不需要再尽什么**的职责，这总行了吧！”就这样，夏言被罢相赶回了老家。

郭勋**案，最终有二十多名官吏遭了殃。夏言因为被罢了相不在朝中，同时，嘉靖皇帝觉得有二十多人给郭勋抵命也已足够了，便放了夏言一马。但郭勋到底死于何因，却一直是个悬案。**上因不知道夏言被罢相的内幕，以讹传讹，就把嘉靖皇帝传成了一个昏君。

李春芳天天围着嘉靖皇帝转，对嘉靖皇帝的所思所想还是**较了解的，嘉靖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能有个正确的定位。他感慨地对吴承恩说：“大明地域辽阔，不乏许多蛮荒之地，皇上要想将恩泽撒向四海，你们不知道他有多么艰难啊！”

吴承恩对李春芳的话不理解：“皇上乃一国之君，他要办的事，还会有难处？”

李春芳轻轻摇了摇头：“汝忠兄，你不了解内情，自然不知道皇上的难处。皇上虽然是一国之君，其实他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也是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招致天下大乱。”

吴承恩**诚地说：“请子实兄教我。”

李春芳说：“国家的稳定，在于**治阶级对皇上的拥护。皇上若****治阶级的利益，他的皇位当然固若金汤。但**会腐朽，百姓会民不聊生。可皇上现在**的是广大穷苦百姓的利益，伤害的是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你说，官僚**治阶级会没有抵触情绪吗？他们有的是手握重兵的王侯，有的是能够动荡**的权臣，为了私欲，他们会随时作乱。所以，为了一份仁爱，皇上可谓殚精竭虑，食不甘味。”

吴承恩沉默了。穷苦老百姓虽然是大多数人，可他们是一盘散沙，生死**在当权者手里。从古至今，人世间总是君子少，小人多，文明脆弱，野蛮横行。贞烈的爱情**子演，廉洁的帽子**戴。**美的荣誉**摘，丑恶的行径称美德。嘉靖皇帝虽是一国之君，他的龙椅不也是坐在那些官僚**治阶级的干柴之上嘛！他有他的难处也是可以理解的呀！

李春芳见吴承恩久久不说话，便说：“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汝忠兄在心里肯定有话要说，但说无妨。”

吴承恩知道李春芳是嘉靖皇帝的吹鼓手，他的话不能全信，但说话也不可能一点影子也没有，便笑着问：“子实兄，你说皇上是仁君，能否举几个实例来证明？”

李春芳道：“生活中的小事，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说几件人人知道的大事，你就明白了。”于是，李春芳就讲了嘉靖皇帝的几件事：

一、棉花又叫云棉、银棉。嘉靖年间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它，更不知道它还能纺织。当时人们穿的多是**，**既不柔和，也不保暖，每年冻死者不计其数。嘉靖元年（1522），即十五岁的嘉靖皇帝刚刚坐上龙位，仅仅听说有棉花这种东西，就下旨在全国范围内强行推广，不懂得种植的，官府出资派人出去学，不懂得纺织技术的，官府出资请人进来教，定人定量种满种足，只几年工夫，全国**都穿上了棉衣，从根本上解决了老百姓的保暖问题。

二、从嘉靖二年起，嘉靖皇帝就下旨开始收缴皇、王、贵族各种庄园，还耕于民，解决老百姓耕者有其田安居乐业的问题。

三、嘉靖七年（1528），嘉靖皇帝刚刚从张太后手里夺取了属于自己的皇权。由于国家一片混乱，土匪山大王多如牛毛。朝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消灭这些土匪山大王，保境安民。但嘉靖皇帝没有接受大臣们武力征剿的意见，而是组织朝中顶尖文人，对民间话本小说《水浒传》进行修改。着重宣扬宋江一心要为朝廷出力，坚决接受朝廷招安的忠君思想，更名为《忠义水浒传》，官刻面世。《水浒传》在当时是“诲盗诲**”的**，现在由朝廷官刻发行，意义很明显：那是嘉靖皇帝对大家的理解、同情和宽恕。既然皇帝这么能够理解走投无路的人们，公开发了这样的小“广告”，那么大家就不怕官府还对自己进行**了。于是大家纷纷下山安居乐业，国家形势顿时安稳。若不然，又不知要杀戮多少。

四、嘉靖十年（1531），开始推行一条鞭法。此前，国家一直实行的是两税制，即人头税和土地税。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还活着，就得交人头税。一条鞭法将人头税全部加到土地里面去，无地无产的穷苦百姓税赋瑶役什么都不管。这是中国历史上税收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从根本上减轻了穷苦老百姓的负担。

李春芳说到这儿，笑道：“汝忠兄，你说我举的上述四例，该救了多少人命，获益的是不是穷苦老百姓？”

吴承恩笑了笑，算是作答。因为种棉花、收缴贵族庄园和官刻《忠义水浒传》的内幕是怎么回事，他不清楚，但一条鞭法实实在在的惠及了穷苦老百姓，这却是铁的事实。

李春芳接着说：“仁道路漫漫。皇上对劳苦大众可算是鞠躬尽瘁了。然而，客观世界都有其正反两个方面。皇上为穷苦老百姓着想了，却严重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受到了他们的恶**咒骂和坚决**。皇上难啦，他既要坐稳自己的皇位，又要**穷苦老百姓的利益，只好采取教化手段，如：将孔子的王号正名为至圣先师。劝告那些挡车的螳螂们，不要不顾别人的死活，如果不“修身齐家”，必将“天诛地灭”。并下旨各州（府）、县开办学堂，办书院，教化人们懂礼仪，知廉耻，不要鱼肉乡里，给子孙造孽，等等。所以，要**正认识皇上，就应该站在**的高度，用智慧的眼光去看问题。”

吴承恩正欲说话，沈坤却抢在他的前面，转移话题，风趣地说：“行啦，国家大事，你我不可妄论。皇上的人品，更不宜你我评说。但你我皆是读书为文之人，皇上组织朝中顶尖文人修改、官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就是文学界的一件盛事。”

沈坤说着，三人的气氛又活跃起来。身处其时的吴承恩、沈坤和李春芳并没有意识到，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嘉靖皇帝组织朝中顶尖文人修改、官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开了中国长篇文本小说的先河。由于它“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又由朝廷官刻面向全国大力推行。所以，**影响巨大。嘉靖七年，嘉靖皇帝再一次组织朝中顶尖文人修改、官刻《忠义水浒传》，又一次在全国掀起了波澜。更重要的是嘉靖皇帝推行一条鞭法，使中国萌芽了资本**，带动了**经济的全面发展，文学界也不例外。一时间什么杂剧、传奇、志异、医药、文选等出版物如雨后春笋。仅嘉靖年间出版的图书，就超过了此前一百多年出版物的总和。除了活字印刷，嘉靖年间还出现了石印、水印、彩色印，让死气沉沉的图书、布匹变得鲜活引人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后来的《三国演义》，《忠义水浒传》就是后来的《水浒传》。当时修改、官刻它们的时候有朝廷“**”的性质，因此它没有作者署名，仅有“郭勋刻”的字样。同时，也不好确定它的作者。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例来说，一、它从宗旨、篇幅、文采等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三国志演义》，还署它的作者是“中原罗贯中”显然有些不妥；二、虽然是嘉靖皇帝组织修改的，署名嘉靖皇帝也不妥，这不仅仅因为嘉靖皇帝是帝王，更因为他仅仅只是起到了一个组织者的作用。后人因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没有作者署名，便胡思乱想，臆断其有无。有的说它的作者是张三，有的说是李四，还有的说是王五刘麻子，并列举了Ｎ条理由Ｘ条证据。最后争来争去还是署名了“罗贯中”。署名“罗贯中”也对也不对。对的理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在《三国志演义》的基础上修改的，不对的是《三国志演义》又是在《三国志》基础上修改的，罗贯中也不能算最原始的作者。

按后人的话说，《三国演义》是由一个创作班子完成的，总编是嘉靖皇帝，编**会成员有郭勋、杨慎等人。《水浒传》亦是如此，总编是嘉靖皇帝，编**会成员有郭勋、费宏、杨一清等人。这些都是题外之话，表过不提。

却说三人边走边聊，李春芳又发起了感慨：“我烂熟战国策，通晓列国志。深知秦国实行的是苛政，对敌对的家族和民族，一律斩**除根，不让其死灰复燃。楚国实行的是仁政，对敌对的家族和民族采取教化手段，达到大家和平共处的目的。只因我此前没了解透承天府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因而对皇上的认识还停留在模糊阶段。现在我彻底明白了，皇上是受了家乡文化的熏陶，继承了以仁治天下的**思想。他组织朝中的顶尖文人，修改、官刻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既是他借刘备来向天下人暗示自己是大明的皇室之胄的含意，实际上也表明了他要以仁治天下的**抱负。什么时候得闲，我一定要到皇上的家乡——承天府去走一走，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