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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那一个，就少不了这一个。这一个也跟那一个一样兼有嫖客、伪君子、混世魔王甚或冷血者身份的货色又有什么资格对人家评头论足呢？如果把这一个的生活划分为三个阶段，无病呻吟的阶段，有病呻吟的阶段，有病不呻吟的阶段，那么，这一个的沉沦是充斥了整个儿三个阶段的。只不过，在第一个阶段里，他盲从于世的成分多于痛苦于心的成分。在第二个阶段里，则颠倒过来，痛苦于心的成分多于盲从于世的成分。在第三个阶段里，痛苦与盲从反复地拉锯，拉锯到靠近知命的年纪才叫一份从容与淡定代来盲从与痛苦。人生真如梦！无病呻吟的岁月可不是流年如金的青春么？这一个的青春是充满野心的，所以他学着那些个古今中外的文豪巨匠作无病呻吟。有病呻吟的岁月可不是烈日当空的壮年么？这一个的壮年是野心不改的，所以他傲视着那些个古今中外的文豪巨匠作有病呻吟。有病不呻吟的岁月可不是老骥伏枥的晚景么？这一个的晚景是已然叫野心幻化成解剖学医生手里的手术刀刺向社会肌体的，所以他又学回那些个古今中外的文豪巨匠作有病不呻吟。哎！人生就这么走过来了，竟跟一个“病”字脱不了干系。难道人生就是为了生一场病或体会一病场而成其为人生的么？这样的人生是不是也太单调，也太乏味了？不说单调，不说乏味。只说一个“病”字。有病不呻吟应该是一个作家的最高境界。有病不呻吟随时都可能叫一个二流作家升格为一个一流作家。也许正是这种充斥了人生全过程的沉沦才可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呢，就像人生的全过程寻不见一丝儿的沉沦才可以成就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人，一个格外地讲究道德理念的东方人，荒废生命或把生命当作一个作家的实验品来体验却总是让人耿耿于怀的，为代价之大耿耿于怀，为险为迷途耿耿于怀。如今，那个敢为人先、纵身商海、又早上岸、隔岸观潮的探险家又回到自个儿的视线中来了，成了知己知彼、坐而论道的这一个。
这一个的沉沦并不妨碍他做一个未来的一流作家。那么，那一个的沉沦是不是也不妨碍他做一个当下的一流法官呢？须知未来不同于当下，须知作家不同于法官。未来与当下隔着多远？作家与法官隔着多远？一个是未知的，一个是已知的；一个是务虚的，一个是务实的；一个望在眼里，一个踩在脚下；一个信马由缰，一个中规中矩；一个伸手不到，一个触手可及；一个只思考问题，一个要解决问题。你没有言明的意思不是说一个法官就是一个政治家的代名词么？而一个政治家的无奈大抵十倍于一个作家的无奈。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家永远要着眼于当下，为当下做应对。而作家就不，尽可以异想天开，尽可以一厢情愿。比如说，中堂犯来的这桩连环杀人案，他主审的法官既要考虑到杀人者的其情可悯，又要考虑到被杀者的伤之过极，不可偏颇，不可偏废。而你作家就简单得多，尽可以站在情感的角度，甚或站在教父的角度，力求保住中堂一条命，而不必考虑到那受戮的数条命。
问题这就凸显了出来：能不能把原告与被告之间抑或检查院与中堂之间的矛盾权衡到公平合理（当然是你作家心中的那种公平合理），成了判定他主审法官是不是一流法官的试金石。这里边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现行的法律条文能不能做到公平合理的概念；一个是他主审法官在这个案子中能不能把法规执行到公平合理的概念。你到底担心的是哪一个概念呢？或许你担心的是事关这两个概念却又跳出在这两个概念之外的概念，那就是他主审法官能不能够凭他一己之力竭尽所能地去弥补法律制度的不甚绵密或者粗糙，又要排除诸如人大副主任的人为干扰，把中堂生存的希望放任到最大。这不是对人家太过苛求了么？人为的干扰他可以排除，难道法律的障碍他还能绕得过？哎！你苛求了人家的友谊，你又把凡人苛求成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