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儿歌童谣里走来

《武汉民间童谣辑注》序

何祚欢

收到彭翔华先生的大著《武汉民间童谣辑注》后，我什么事都不干，一门心思就读它了。读完了便骂自己：不知厉害吧？这是随便读读能放下的？人家等着作序呢！

细一想，这不能怪我入迷，只怪彭先生搜罗太广，采录太全。有许多我们儿时唱过的，令我怀旧；有许多依稀记得的，让我欣喜；有许多从未唱过听过的，让我觉得新鲜；我们武汉的儿歌童谣，原来有如此之大的库藏，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做这件事的彭先生，功德无量，当增寿一纪！

我们从儿歌童谣里走来，依年龄算，似乎离它越来越远。可是当我们打开记忆的库藏，却发现有许多东西都已形迹难见，反倒是在那渐行渐远之处，还闪耀着诱人的光芒。乍看似散金碎玉，略一收拾，竟和我们一生所读、所听、所写紧紧联系着。那便是儿时的记忆，而其中最见色彩的，恰是儿歌。

短促的句式，佻达的节奏，跃动的表述，都是儿歌植入我们心中的一种感受。几十年后，我们不唱儿歌了，但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声响中，一旦有儿歌童谣的节奏出现，我们心中那最柔软之处就会被击中，被打动。

我们的先辈走出儿歌时，那紧邻童谣的节奏和句式却在蒙学读本里反复着。《三字经》的三字句，《百家姓》与《千字文》的四字句，和偶句押韵的音韵感，都与童谣相去不远。甚至老师的要求也只是背，《三字经》讲一讲，是否全懂也不作要求，相信学生长大了也会懂的。这又与游戏何其相似。

那里，“学”里真正开讲的是《诗经》，是《古诗十九首》，是《汉乐府》。这是“国学”教育中的一个大系，从诗经发端的“诗教”。“不学诗，无以言”，平民贵族，不论上不上学，助表达，都免不了引用几句诗，然而，“关关雎**，在河之洲”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的节奏和韵律，对于学童却一点也不陌生。

这样看来，中国的童谣儿歌实际上是中国“国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是孩子们的“学龄前教育”。它在玩玩耍耍中让孩子们适应了语言的节奏、韵律，再去接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简称）”，就是极顺当的事了。

何止于此。由于中国“师教”的早早植根，以后的行业技能教育，往往也会借用合辙押韵的诗词赋，让初学者加速和加深记忆。如中药中医的《汤头歌诀》、《药性歌括四百味》；如各种匠人传徒的技术歌谣，化学老师的“化学元素歌”等等。

这么一说，我们还真不能把儿歌童谣小看了。事实上，历代的文学大家之中，搜集、研究童谣儿歌的大有人在。它跃然不是一门“显学”，却足以造就许多醉心于它的“显人”。

彭翔华先生生于武汉长于武汉，在宜昌工作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却回过头来研究他儿时生活的武汉小巷，辑注他热爱的武汉童谣，这当中的一份深情是静静地一闭眼就能品出来的。

专注，是从事任何事业的人都必须具备的，彭先生的专注就“绣”在他的大著中。民间文学研究，搜集，比较最费功夫，其甘苦却往往只有自己知道。其中那些同题歌谣是最叫我动心的。同一地区不同语词，不同地区的传唱流布，同起不同落的比较，只有一句一字都不马虎，才有我们见到的丰富展示。

我欣赏彭先生的分类，它没有概念化时代的生硬牵扯，是站在这个文体本原之上的归类。

这似乎是一个不必单提出来的问题。但要知道，“**”戏文学艺术的摧残，也曾波及到儿童文学、儿歌童谣。斗走资派的时候，有人就教小学生唱过一首这样的儿歌：“刘和邓，坏坏坏，他们是中国的走资派”。后来，“四人帮”倒台，这首儿歌又被改成“四人帮，坏坏坏，他们是真正的走资派”。如果把这些东西搜集到某个集子里，那它的归类就该叫“阶级斗争”类了。让儿童文学承受它无法承受之重，儿童文学还有什么童趣可言！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一个孩子戴个耳机就可以“宅”一天的时代，孩子们群体活动少了，他们还会不会喊着“一个伢啊，出来玩啰，猫在屋里打脾寒啰，打了脾寒莫怪我啊，怪你自己不出来玩啰”，互相邀约？那些童谣还有没有人唱？

这曾是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近期我们到一所学校去录像，我一眼就看到了一群满头大汗的孩子，比划着巴掌，在那里唱儿歌……，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眼睛一亮，鼻子一酸，心里说了句：放心了、有孩子就有童谣，就有儿歌！

正好，彭先生研究童谣的大著来了，让大们看看它，比照一下前人，给孩子们更多些天真。要不然，一大群有心人就不会花这种功夫去研究它们了。

2013年8月16日

何祚欢 (1941--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及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武汉地方民俗研究专家。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湖北省曲协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职。发表出版作品200余万字，由创作小说改编的同名戏剧《养命的儿子》获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