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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改革，都是对社会财富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遭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封建社会是贵族，中央集权制之下是官僚，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各类财阀集团、金融寡头，还有各类精英家族。
君主要坐稳江山，除了要克制自己的私欲膨胀，还要能约束、克制这些利益集团。战国初期，吴起在楚悼王支持下变法：经济上奖励耕战之士；政治上精简国家机构，罢免那些无能的官吏，裁减多余的人员；削减楚国贵族的爵位，限制他们的俸禄，减损有余的，安抚不足的；军事上，吴起整顿军队，磨利武器，等待时机，准备争雄于天下。建立一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由国君统一指挥，以便用它来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吴起主持的变法仅实行一年，原来贫弱的楚国就开始富强起来，政治面貌为之一新，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南平百越；北边吞并了陈国和蔡国，击退了韩赵魏三国的袭扰；西边还讨伐了秦国。
吴起变法严重打击了楚国贵族的利益，引起贵族们的仇恨和敌视。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突然死去，以阳城君为首的一部分旧贵族发动叛乱，包围王宫，要杀吴起。吴起带伤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伏在悼王的尸体上。那些追杀吴起的人，一时杀红了眼，朝着吴起乱箭齐发**吴起，同时也射中悼王的尸体。按当时楚国的法律，凡是兵器碰着楚王尸体的都是重罪，并株连三族。所以楚悼王安葬后，太子肃王继位，不久就让令尹追查审理射尸之罪，因牵连被杀的有七十多家。改革与**赛跑，改革一旦停止，**就会到来。楚国最终被坚持改革的秦国所**，这就是改革和**的辩证法。
五行之中，金主肃杀、变革。在中央集权的社会里，君主（金）则具有变革的特性，宋仁宗、宋神宗、崇祯帝、光绪帝哪一个不想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呢？改革能否顺利进行下去，这就需要楚悼王、秦孝公、彼得大帝等掌握乾坤杀伐权、说一不二的帝王。“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国家大权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君主有威势，才能治理家国天下。尤其在改革攻关时候，对以往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政治制度全面革新，君主的参与或支持至关重要。
针对北宋当时纲纪制度日益废弛、冗官冗兵的严重形势，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后，给宋仁宗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提出十项主张：（一）明黜陟（二）抑制侥幸（三）精贡举（四）择长官（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推恩信（九）重命令（十）减徭役。宋仁宗很感动，和其他几位大臣商量以后立即变法。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开始了，其核心是吏治改革。在改革过程中机构得到精简，权势之家的子弟受到限制，范仲淹对那些不称职的官员毫不留情，一笔画去。富弼有些不忍，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要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范仲淹给患重病的宋朝开好了药方。但是良药苦口，虎头蛇尾的宋仁宗最终屈服于守旧官僚的强烈反抗而罢黜新法。宋朝最终没有跳出王朝兴衰周期律。
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继位，便启用王猛。王猛明法严刑，禁暴锄**，雷厉风行。他执法刚正不阿，精明强干，做到尚书左仆射（宰相之一）、辅国大将军、司隶校尉，权倾天下。那些皇亲国戚和元老旧臣无不妒火中烧，恨得咬牙切齿。氐族豪帅出身的姑藏侯樊世仗着自己帮助苻键打天下的功劳，当面侮辱王猛：“姓王的，迟早必叫你头悬长安门，否则我不活在人世！”苻坚得知此事，果断地说：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群臣方能整肃。“后来樊世进宫言事，与王猛争执，竟挥起拳头砸向王猛，被左右拉走，又破口大骂。苻坚大怒，立即将其斩首。皇太后的弟兄强德酗酒行凶，抢男霸女，谁也不敢”太岁头上动土“。王猛知道后，立即收捕，等不及奏报便将其处死。于是，百僚震肃，豪门大户收敛屏气，路不拾遗，令行禁止。苻坚改革奠定了前秦统一北方的基础。
俄国和中国一样有着深厚的君主专制的传统，俄罗斯的改革步伐也一直没有中断。1689年彼得大帝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几乎超过世界历史上文明时代的任何一次改革。他采取的手段极为粗暴，”不惜以野蛮的手段对付俄罗斯的野蛮”。他的儿子阿列克谢在守旧贵族的支持下反对他，后逃往国外，在得到宽恕的许诺下回到俄国，结果被投到狱中严刑拷问，并死于狱中。彼得一世改革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他曾经改名换姓在荷兰一家造船厂当了三个月的学徒，虚心地向西方学习。他的改革内容为：政治上设立参政院，掌管国家事务；经济上鼓励兴办手工工场，引进西方技术和人才；军事上建立常备军和海军。彼得大帝最终打赢了与瑞典的北方战争，夺得了梦寐以求的波罗的海东岸的芬兰湾、里加湾大片土地，从而获得了出海口。
1853年，沙皇俄国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克里木战争，遭到惨败。沙皇尼古拉一世自杀身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沙皇俄国腐朽落后的农奴制度引起广大**的强烈不满，俄国陷入危机之中。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与其等民众自下而上通过**解放自己，还不如策划一场改革来解放农奴。
当然沙皇俄国和清帝国一样，不愿进行彻底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变革，而分别被**。
为什么清代帝王不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变革？第一，它代表满洲贵族集团利益，即韩非子所说的祸害君主的”八**”之一。光绪帝推行戊戌变法，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以及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时，遭到守旧派大臣的激烈反对。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推进变法？康有为说：“杀一两个反对变法的大臣即可！”问题是皇帝已经没有杀伐权，只能是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不是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说吗！为什么宣传三纲五常这么厉害的大清朝皇权旁落？因为儒学的阳刚之气在清政府文字狱持续打压下，逐渐变为阴柔之气，为孟子所说的”妾妇之道”。儒学是尊君的，如此打压之下，满洲贵族、官僚士大夫不是皇帝的奴仆，而是成为权力和利益的奴仆。清代政治的暗箱操作与密室政治，也是皇权屡屡旁落、发生政变得原因，如康熙时期鳌拜专权、慈禧太后先后两次发动“辛酉政变”、“戊戌政变”上台垂帘听政。所以满洲**宁肯牺牲皇帝，也不愿牺牲自己一点利益。儒学发展到清代已经变得一无是处，既无乾阳之刚健，也无坤阴之顺从。如果崇祯和光绪的角色互换，那么明、清都会避免灭亡的命运。慈禧太后不会在意割地赔款等道德瑕疵，崇祯帝割大臣的脑袋如韭菜。
第二、清代帝王性格上恪守〝中庸之道〞，中规中矩，而不是政治上的中庸之道。他们认为〝祖宗家法神圣不可变〞，鲜有离经叛道之举。岂不知你的家法已经变成〝吃人的礼教〞，不再中庸。
明代帝王则富有个性，无不把与祖宗家法挑战作为乐事。他们之中有开创大航海时代的明成祖朱棣；有因”大礼仪事件”而沉溺炼丹，渴望成仙的嘉靖帝；有木匠皇帝明熹宗；有把自己降为将军、皇宫内开办市场的明武宗；有贪财成性、开征矿税的万历帝；有宵衣旰食、道德自律的崇祯帝。所以明代帝王接受新鲜事物会容易得多，绝对具备改革这一条件。而且明代帝王的权力从未旁落，你看太监魏忠贤无论如何嚣张跋扈，他只能蒙蔽皇帝，却不能废立皇帝。崇祯帝挥一挥手，九千岁魏忠贤等阉党集团便烟消云散。这就是明代政治透明的结果。如果是明代面临西方的入侵，甚至不需要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但历史不容假设，这或许是时代的错误，因为明代皇帝和文人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改革政治的方向。
进入近代社会，中日两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中日综合国力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日本成功？武士道精神也。武士道精神的实质是坤阴、坤之顺。
日本封建时代的镰仓幕府时期（1192——1333），当权的武士阶层内部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武士道精神，其主要内容为忠君、节义、勇武、坚忍、克己等。它的思想基础是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中国的孔孟之道和佛教（禅宗）结合。武士无条件效忠于天皇、顺从自己的主人，必要时献出生命。武士道是对死的一种觉悟，它的最高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终老田园不是一个好武士，战死沙场或切腹自杀才是武士的理想归宿。自杀对武士是一种满足，是对如樱花凋零般的凄美的向往。
神道教认为，日本皇室是前660年由天照大神直系后裔神武天皇开创的。天皇出自神，人们要无条件地忠于天皇。天皇被视作”民族之魂“，每当日本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就会被抬出来，如大化革新、明治维新，天皇都能顺应时代的潮流。所以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尊王攘夷”运动才能成功，明治维新得以推行。日本成为亚洲唯一一个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国家，摆脱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民族危机。
明治维新也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天皇拥有绝对权力，军部不受任何节制。没有议会制约，让日本走上**道路。甲午战争的胜利，中国战败所给予日本的三亿六千万日元，大大刺激了日本**的胃口。等到1945年，美国的原子弹将广岛、长崎夷为平地，大和**尸横遍野。日本尝到明治维新种下的苦果。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引入西方自由民主理念。他和日本本土思想结合，最终让日本经济迅速腾飞。
即使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改革这个难题，也必须诉诸“**”。为了应对1929年爆发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美国罗斯福总统不得不跳过国会和最高法院，通过强力机关——联邦调查局来加强政府权力。一方面遏制资本家的贪婪，对美国财阀施以重拳；一方面拿出部分利益分给民众，搞起社会福利。
戈尔巴乔夫推动的苏联改革也是如此。1988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党代会，戈尔巴乔夫做了长篇报告，把“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作为三大改革倡议，它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此后，苏共中央对斯大林的批判越来越激烈，指责他是**者和暴君的文章不断出现在报刊上，20世纪30年代被说成一团漆黑，有人指桑骂槐地攻击列宁。政治思想的混乱、经济上通货膨胀，使得戈尔巴乔夫和苏共的威信和影响力急剧下降，旧体制下被压抑的**膨胀，各地的独立浪潮滚滚而来。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纷纷发表**宣言。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解体了。
光绪帝和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一样，都没有足够的权威。民主化、公开性也正是邓小平改革的目标，邓小平一言九鼎，以其威望将改革进行到底：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对毛**的功过做了客观评价。说到底，列宁、斯大林、毛**时代只是社会主义必须经过的一道坎，眼睛不能老盯在历史上。封建帝王打天下以及资本主义兴起初期，哪一个不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应该支持戈尔巴乔夫，因为最重要的是当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邓小平之后中国步入集体领导时代，“**”、“**”这类大错误不会重犯，但根本性变革也陷于停顿。有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类小插曲。有理由相信，只有强化国家最高**的个人权威，才能破除各种阻挠改革的利益集团，中国改革才能继续下去。
是不是君主专制就好呢？当然不是。君主专制是集中，还要有民主。吴起是法家的代表，但他又是儒家的学生。魏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史记》
我们既要明君、清官，又要民主和法制。这就是民主集中制。
如此那么中华民族一定会再次复兴，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