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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集儒学之大成，《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也。------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儒学就是帮助君主调和阴阳，这一点毫无疑问。孔夫子一生钟情政治，三个月看不到君主就魂不守舍，“三月无君则吊”《孟子》。
《黄帝内经》阐述了对人体疾病的治疗和预防等问题，《论语》则大部分谈论治国安民之术。治病是调理人体阴阳平衡，治国也一样是调理国家阴阳平衡——君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君臣（统治集团内部）的阴阳关系。
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与医家的救死扶伤有异曲同工之妙，故古代读书人有〝不为良相，则为名医〞的志向，所以〝医易同源〞、〝儒必通医〞。
一、君臣关系
孔子的学生子路到卫国执政，孔子认为首先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所以治理国家的关键是正名：什么人在什么位置，职责是什么？等级名分是什么？都要搞得一清二楚，然后君臣安于这种名分，各司其职。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意思是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君臣、父子都要做到名实相副，所以国家管理的第一要务就是正名分。否则不可能维持天下安定，如齐景公所说，有了粮食而没有君臣名分，自己也吃不安稳。
儒家经典《 易传》把《易经》中混沌未明、主次不分的“阴阳”秩序化、伦理化：“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把君臣、父子、夫妇、上下、尊卑、贵贱、长幼，用礼仪加以区别规范，做到上下有别，长幼有序，这是符合天地的大道。
西汉以后，宰相的职责就是调理天地阴阳。陈平对汉文帝说丞相的职责，“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外镇四夷诸侯，下抚万民，使百官各得其职焉。”后来皇权和相权彼此职责不清、互相越位，让这一切化为泡影。
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创立新儒学。他一口气推出三纲五常、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大一统等诸多理论，其目的都是要正阴阳之位的。君臣伦理为三纲之首，五常是帝王个人所应具备的德性。
二、君民关系
儒家主张君主要从“内圣”到“外王”，即做一个“仁君”，推行“仁政惠民”，从而天下大治。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狠抓自身道德修养，以德治国，就像北极星安居其所，而其他众星（百姓）井然有序地环绕它。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统治者用严刑峻法来治理老百姓，百姓为求免于刑法而服从；以礼仪教化来引导，老百姓会从内心里拥护你。
“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第十三》让诸侯修身养性犹如与虎谋皮，各国国君也不愿接受“礼”的制约，四处掠夺财富，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哲学家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罗列天降的灾祥祸福，来恐吓那些骄奢淫逸、“不尚德”的君王们，希望他们能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办事、治民，能“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之施。”邹衍既是阴阳家，又是儒家，终以儒学为其旨归。
荀子说：“君，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众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代统治者推出“重农抑商”、“均田令”、“一条鞭法”等诸多惠农措施，可为什么却阻止不了一个又一个帝国的衰落呢？
中国传统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儒学里显然专指农民，而把“商工之民”选择性地遗忘了。儒家的经济政策无非是针对农业的，诸如统治者节欲、尙俭、薄赋敛、抑制土地兼并等。儒学在农业社会大显身手，汉唐帝国强盛一时；在工商社会，统治者只有贪婪地对外掠夺、奢侈地消费，才能确保就业。〝道德至上〞的儒家这时就玩不转了，所以宋明帝国每况愈下。
明朝中后期，中国进入工商业社会，儒家却没有发展出适应工商业社会的理论体系和各项制度措施。商业社会的“民”的主体是商人，政府要亲商、安商，商人也应为国家多做贡献，成为纳税大户。
那么商业社会的根本制度是什么？政府不干涉经济的黄老无为思想——自由贸易，以及《吕氏春秋》所说的虚君实臣制度——君道无为，臣道有为。
万历帝三十年不上朝，却能够取得抗日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崇祯帝每天披星戴月上班下班，却被农民军逼得走投无路吊死煤山。其中巨大反差耐人寻味。
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全面、系统地看问题，五行学说是研究事物整体性和系统性结构的，这使得我们中国人很少孤立地看问题。只有把君主与四民放置在五行这个整体框架中考察分析，才能制定出各种正确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