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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的父亲这时已从失落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我的父亲说，也许还是一件好事呢，再读上三年高中，将来考上大学，我就不信我们老王家出不了一个大学生，我就不信我们老王家的人一辈子就是摸牛屁股的命。父亲在说到种田时，总是有各种不同的形容，有时说种田是吃泥巴的命，有时说是上农业大学的命，现在他又把种田说成是摸牛屁股了。
可是，邻居们说，上三年高中得花多少钱啊。
我的父亲又挥了一下胳膊，说，讨米要饭我也要把他供出来。
还有邻居们提出了一个我想说的问题，邻居们说也许你的小儿子将来能考上中专呢，我看他怪机灵的。
父亲用不屑的目光瞟了我一眼，我慌忙用讨好的目光看着父亲。父亲的眼光并未在我的身上做过多的停留。
他呀，父亲说，能读完初中就不错了。
虽然我当时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服气，可是现在我必须承认，我的父亲还是有远见卓识的，他知道不能把光耀门庭的希望寄托在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身上，这一点在两年后就得到了**。
父亲在一次吃饭时叫住了我哥哥，为什么说吃饭时叫住了我哥哥呢，因为我哥哥从来不坐在桌子旁吃饭，准确一点说是不同父亲一起坐在桌子旁吃饭。吃饭时他总是端上一碗饭躲在房间里。我的父亲叫住了我的哥哥。自从哥哥中考落榜以后，父亲开始经常教育起哥哥来。父亲说中秋你坐下来吃，我是老虎么？我会吃了你不成。我就那么讨你嫌，连吃饭都不想和我一起吃。父亲要是这样说我，那我肯定要回敬他老人家一大串的话，可是我的哥哥王中秋却不一样，他低着头，还是一声不吭。但是他也没有听从父亲他老人家的话坐到桌子旁来吃饭，他依旧端了碗躲进了房间里面。
父亲突然就发火了，自从母亲去世后，我就很少看见父亲发这么大的脾气了。父亲将碗和筷子往桌子上重重地一放。父亲说你是一个姑娘么，一天到晚还躲进绣房里呢？你是一个哑巴么，我总是个人在同你说话呀。你这是要气死我么，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说话呀，你不说话我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的哥哥对付父亲的办法只有一招，那就是任父亲怎么暴跳如雷，他都是一声不吭。他总是以不变应万变，而且每次都把父亲气得拿他没办法。父亲有时拿起棍子要打哥哥，哥哥就站在那里让父亲打，他还是一声不吭，这一点哥哥也和我不一样，父亲打我时，我就跑。父亲在后面追，我就在前面跑。父亲停下来，我也停下来。父亲就骂我，你这个狗日的，你有本事晚上不回来睡。可是根据我的经验，到了晚上，父亲的气也就消了。后来父亲就不再打我的哥哥，但他老人家似乎越来越爱打我了。
父亲这一次是真的气了，他气得嘴唇发抖，他气得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于是他拿起了筷子冲进了房间，冲着低头吃饭的哥哥手上就是一筷子打了下去。哥哥手中的碗当地一声就掉在了地上，碗里的饭撒了一地。要是我，肯定当时就大哭起来，那一筷子父亲是用了很大的力的，后来我发现哥哥的手上肿起了很粗的一道红印子。可是我的少年哥哥并没有流泪，他的眼里甚至连一点泪花花儿都没有。我的哥哥是一个坚强的人，这一点也和我大不一样，我是一个爱流泪的人，我看书爱流泪，后来看电视也爱流泪。可是我的哥哥从来没有流过泪，我一直觉得哥哥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哥哥在挨了打之后，很冷静地将地上的碗捡了起来，然后又找来扫帚将地上的饭扫了起来。他做这一切的时候看都不看我的父亲一眼，父亲再一次举起了手中的筷子，可是他老人家再也打不下去了，父亲自己倒是哭了起来。父亲哭得老泪纵横。父亲说你们的母亲死得早，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的拉扯你们容易吗？我也不指望你们将来养我的老，你们难道就不能学得听话一点吗？
父亲在打了我哥哥之后，他一定很后悔。我看得出来，后来的一段时间，父亲见了我哥哥，再也不敢凶了，不仅不凶，我看父亲都有一点讨好我哥哥的意思了。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而哥哥呢，他好像并未把和父亲的冲突放在心里，他的心里想着的是怎么样才能弄到一条喇叭裤，因为王大头告诉他，朋友答应借给他双卡录音机了，他们正在约人，他们要搞一个迪斯科舞会。而且王大头说他对供销社的朱卫国、邮电所的刘爱民、棉花采购站的胖子们都说好了，他们都答应参加，还答应把街上的刘爱娟和向小萍都叫上呢。
王大头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练一练了，街痞子们都来参加了。
王大头说，现在的情况有变化了，现在不再是我们村里人跳一次迪斯科的问题了，现在是我们村里人和街上的人比赛，我们村里人一定不能输给街痞子们。
王大头这样说时，我的哥哥一言不发。
王大头小声说，你还没有喇叭裤吗？
哥哥摇了摇头。
王大头说，抓紧一点啊。
这个消息给了哥哥以紧迫感，你想啊，到时参加舞会时，别人都有喇叭裤，而我的少年哥哥却穿着一条土得掉渣的直筒裤，那像什么样子呢，那一定会成为大家的笑柄的。如果没有喇叭裤，哥哥是宁可不参加舞会的。这样的时候，肯定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的了。
哥哥遇到了难题，遇到了难题他就爱找我商量。我于是开始给他出主意，我首先想到了偷家里的鸡蛋出去卖，我们家养了二十多只鸡，一天最少要下十几个鸡蛋，我对哥说我们只要偷偷地把鸡蛋卖了，就有钱做喇叭裤了。哥哥摇着头说，家里的鸡蛋父亲心里有数的，少了一个他都知道哩。我说那我们每天藏起来两个，父亲一定不会发现的，每天下了几个鸡蛋爹又不会去记。可是哥哥还是摇着头。哥哥说，一天一两个，那得藏到猴年马月才能做一条喇叭裤啊。
要不，咱们偷一点米出去卖。我说，不用你动手，我把米从家里偷出来，你背到镇上去卖掉。哥哥还没有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哥哥说，弟，你怎么总是想到偷呢？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我说又不是偷别人的东西，我们偷自己家的。哥说偷自己家的也是偷。我于是没有招了。哥哥想了一会，说，弟，我们晚上去逮鳝鱼吧。我说行，这个办法好。于是我开始用酒瓶做了一盏灯，用一根长的竹棍挑着，又准备好了竹篓。晚上我真的和哥哥一起去水田里逮黄鳝了。可是那一晚上我们忙到鸡叫，只收获了不到半斤的泥鳅和三条拇指粗细的黄鳝，其实那时黄鳝还是很多的，可是水田里都插上了秧，而且秧都长得很高了，黄鳝们躲在秧里面，我们根本就找不到它们。我们的计划落空了。哥哥和我再也想不出半点能挣钱的办法。哥哥甚至想到出去做点副业，可是他那文质彬彬的样子，能做什么副业呢，眼看着舞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晚上，王大头、李建军，还有我们村里的好几个年轻人都在月光下的禾场上练习跳迪斯科了，可是我的少年哥哥还在为没有参加舞会的喇叭裤而发愁。哥哥着急，其实我比哥哥更着急。哥哥去打听了，做一条喇叭裤最少要八块钱，八块钱啊，到哪里去弄到这八块钱呢？哥哥越发的着急了。着急的哥哥开始恨起了我的父亲，他说父亲是一个老古董，说父亲根本就不关心我们，还说父亲其实只关心他的面子。哥哥说在这样的家里待下去，迟早会发疯的。我说没有啊，我们的家里其实很好的啊。哥哥说，你还小，你不懂。
那天我和哥哥坐在长江边上的石头上，我害怕哥哥想不开了去跳河。可是哥哥只是望着远处的江水说他要离开这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