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

**是一个带着浓厚**色彩的人物，对作为**性历史人物**的看法，无疑，**眼中的**是怎么样，最具有参考价值。

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对**寄予厚望，并时常对**所犯的错误及不坚定的**立场给予指正。客观地说，在相当长时期，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对**，**是信任器重的，正因为如此，**的军事才华才得到充分发挥，取得的成绩也被大加肯定。

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历史上**出现了错误时，**很少苛求，更不批判，总是谆谆教诲，耐心引导；至多严加训斥，断其“邪念”，改正即可。******小14岁，或许由于两人年龄有较大差距，使**在对**信任器重的感情里，隐**一层长者的爱护和父辈的期望。

1930年元旦，**借新年之际给**去了封贺信，当时正值井冈山根据地初创阶段。从信中，**看到了一股对**前途的悲观情绪，并想起不久前**向他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深感有必要向这位年轻人**阐明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

于是，**用一整天的时间写了封7000字的长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在信中，**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既批评又关爱的口气对**进行说理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来，他希望这封回复**的信，也能端正红四军上下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于是，信写好后又印发给红四军各基层单位。

1941年，此信以《**同志写给**同志的信》为题收入《六大以来》。

1948年2月28**，**致函**中央宣传部，要求印行《**选集》时，此文不要公开他的名字，称这样可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国外“种种无益的推测”。

**同意了**的请求，将此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时删除了信的开头几段和末段中涉及**的文字。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为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在**等领导下，四渡赤水，强涉金沙，并多次迂回绕道前进。对此，作为红军指挥员的**产生了不满情绪，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琴背路，应该走琴弦，走捷径。”并写信给**要求**交出战场指挥权。于是中央在会理召开了**局扩大会议。

会上，**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在讲到军队内部问题时，**话语一转，面色十分严肃地说：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个人，就是三头六臂，能呼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

最后，**严肃地批评**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今后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

这一次批评可谓严厉，但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使批评的严厉性大大减弱，让人们看到在**那痛斥的态度下却又有着几份长辈爱护加期望的情感。

1959年，**接替**任**长，并作为**第一**主持军事工作。为了提高自己在**内的地位，加强**对他的信任，一向寡言、长期养病的**突然兴奋起来，以军队为舞台，以颂扬**为幌子，以加强部队**工作为内容，频繁活动。从1959年9月到1962年短短4年内，**先后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可以冲击**”、“抓活思想”、“四好连队”等，受到**极大赞扬。

1960年9月，**在某次会议上，在大庭广众之下赞扬军队的做法，他兴致勃勃地说：

“最近**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他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据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回忆：1963年，当他把这一切报告给**时，**表示了极大的喜悦。正是在这一年**向全国郑重发出了“向**学习”的号召。

不仅如此，在这年11月，**给**写了一封信，充分肯定了**的工作，提到**提出的

“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时，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的思想**工作和军事工作，经**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不久，**在一次接见活动中，又赞扬**道：

“‘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

这些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1960年代上半期，作为**长的**在**的眼里是受信赖的。

1966年，中国形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文化大**”有一触即发之势。5月4**至26**，**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局扩大会议。

**没有参加会议，但整个会议议程则完全是按照他的意图进行的。**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谈“**经”和“天才论”。7月，**在给**的一封信中说：

“我的朋友（按：指**）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人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全国都吹起来了，**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益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局**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大多数的**不信马列**了，**、****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我们的**和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全**基本上（不可能全部）****，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在这封表露心情的信中，**尽管一再感到“不安”“不妥”，但为了“打鬼”需要军队支持，**还是同意发下去，使**这臭名昭著的讲话得以在全**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是**在**舞台上极其活跃的时期，他利用**长之职，通过军队，制造种种形式的**，掀起全国范围的造神运动。如果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此是有意无意地保持沉默以示支持，那么1970年**始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后，**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的不满。

1970年12月，**与他的老朋友，著名的**记者埃德加·**在**的家中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当谈到**“创造”的“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帅、伟大的舵手”时，**说：

“那时（指1965年）确有其事，今天情况不同了。所谓‘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这是教员，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教员，**称号一概辞去。”

当**问：“那些拥护**口号最响的、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点点头说：

“这种人分三种，一种是**心实意的；第二种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就跟着喊；第三种是伪君子，你没有受这一套骗是对的。”

随着**篡权野心的逐渐暴露，**加重了对**批判的分量。1971年8月，**在南巡时说：

“我同**同志谈过，有些话说得不妥嘛。**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是同时代的人，到**、**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是我缔造的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这一段讲话说出了**搞**的实质，在**内敲响了**垮台的丧钟。

1970年代一开始，中国政坛上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设国家**”之争。曾经因“路线问题”而把前国家****的**决定修改宪法，不设国家**，自己更不当国家**，并多次否决由**提出要**当国家**的意见。

在一次**局会议上，**很形象地用孙权劝曹**当皇帝的典型作说明：孙权劝曹**当皇帝，曹**说，孙权是要把我挂在壁炉上。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你们也不要作孙权。

但是，急于夺权而利令智昏的**不肯罢休。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的斗争使**对**人**的信任产生了根本的动摇。因此，在会议闭幕式上，**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的标志就要当国家**，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当时，**只挖出陈伯达，对**采取了“保护”。

但是一年后，当他南巡谈到庐山斗争时，态度就不一样了，他说：

“陈伯达后面还有人”，“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纲领就是国家**，就是夺权”，“有人急于想当国家**，急于夺权”，“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瞒着三个，也瞒着**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外……”

“**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庐山这一场斗争，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至此，**点明了庐山斗争的实质，并慢慢揭开了笼罩庐山顶上那层薄薄的**雾纱。

**事件后，即1971年11月14**，**又一次谈到**要设国家**的意图，**说：“《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是假；林当**，林**是**。也有一些人是**心实意要我当**，和**不一样。”

**的叛逃，对晚年**的打击可谓最大，在那样长的时间里，**从没有怀疑过这个被信任器重培养选定的**人，有一天会背叛他和他的事业。当9月13**夜，**向他汇报情况后，**只回答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寥寥数语，蕴含了**多少感慨和苦衷。4年后，**在谈到**的叛逃说：“如果**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

如果说接受这件事，是很大的打击，那么去认识、反思这件事对一向自信、年逾古稀的**来说，将是近乎一种残酷了。

1972年1月，在**元帅追悼会上，**对这位共同战斗多年，忠心耿耿的老战友充分肯定后说：“要是**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6月18**，在会见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夫人时，**又说：

“我信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明天要****，后天要****”，“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1972年，**引用白居易《放言五首并序》中的第三首，对**其人作了评价：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伪复谁知。

（文/彭建东，来源/《十大元帅轶事》）